1.
盡管梁啟超早年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殘酷生活并沒有讓他變得世故、冷酷、無情或者圓滑，他總是那么生機勃勃，那么重情感，那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個人生觀貫穿著“愛”和“美”。他說：
人類生活，固然離不了理智，但不能說理智包括盡全人類生活的全內容，此外還有極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來的方向很多，內中最少有兩件的的確確帶有神秘性的，那就是“愛”和“美”。
梁啟超這種人生態(tài)度，對他的孩子們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而他的孩子們也都得到了他的真?zhèn)鳎m然每個人都有一部艱辛的奮斗史，但他們個個生機盎然興會淋漓，從不悲觀，個個都在追求“愛”和“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遠離身邊，梁啟超只能在書信中了解孩子們的思想、生活、學習的新情況。收不到他們的信，每次都焦急萬分，而收到來信時，則會像小孩一樣高興得手舞足蹈。在信中，梁啟超常常這樣稱呼他的孩子：大寶貝思順、小寶貝莊莊、那兩個不甚寶貝的好乖乖、對岸一大群孩子們、一群大大小小孩子們、老白鼻……從這些稱呼當中可以足見他是多么疼愛自己的孩子。
俗話說，孩子來到這個世界，是向父母討債的。天下沒有一個孩子的成長不必耗費父母的心血，真可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同樣梁啟超的這些子女也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在梁啟超給子女的家信中，也能常?？闯鲎鳛楦赣H的煎熬與糾結。
梁思成與梁思永，從小就是一對活寶，專愛調皮搗蛋，對他們的成長，梁啟超沒有少操過心。1923年5月8日，他在給思順的信中寫道：“你最愛的兩位弟弟，昨日，從閻王手里把性命爭回。”原來5月7日，思成與思永開著剛從菲律賓帶回來的汽車被另一輛汽車撞傷了。時隔三天，5月11日，梁啟超在給思順的又一封信中寫道：“前兩天我去看他們，思永嘴不能吃東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氣他。思成腿不能動，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氣他。真頑皮得豈有此理?！表氈藭r的梁思成已經是22周歲的大人了，尚且如此頑皮，可想梁啟超的孩子絕非天生優(yōu)秀，全是后天成就。因為這場車禍，梁思成推遲一年出國留學，并留下了終身殘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更嚴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嚴重損傷，后來得天天穿著鋼制馬甲。但梁啟超并未對這樣的孩子打罵相加，甚至連腹誹都沒有，反而仍在信中給予賞識與鼓勵：“這回小小飛災，很看出他們弟兄兩個勇敢和肫（純）摯的性質，我很喜歡?！睂ν七t一年出國，梁啟超還特別寫信給梁思成寬慰他：“蓋身體未完全復元，旅行恐出毛病，為一時欲速之念所中，而貽終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歷途甚長，所爭決不在一年半月，萬不可因此著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處境太順，小挫折正磨練德性之好機會。”
2.
在20世紀初葉，抽紙煙（不是鴉片煙），應該算是很紳士、很風雅的一種嗜好。一枝文明棍，一根白紙煙，一頂黑禮帽，很符合異國他鄉(xiāng)讀書人的特征：有點寂寞，有點想家，有點悠閑，有點苦悶，有點風情，有點頹廢，有點靈感（當年叫“煙士披里純”），有點小資（當年叫“布爾喬亞”）。但就是抽根煙這點事，胡適竟在日記里這么糾結，好像干了什么傷風敗俗、道德敗壞的大壞事。由此可見胡適的自律之心、內省之力、隱忍之功。蔣介石在胡適去世后寫的挽聯(lián)，也對他的為人有十分深刻的評價：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對于太太江冬秀，胡適不可能像魯迅那樣直白地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yǎng)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只是說：“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這是實話。當有朋友議論他的包辦婚姻是巨大犧牲時，胡適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當初我并不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并沒有什么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這未必是真話，也未必是假話。那是什么話呢？你看這段話，是1921年8月30日胡適說給商務印書館高夢旦的，高是一個比胡適大二十多歲，很賞識胡適，非常希望胡適能取代他，挑起商務重任的老成之人。胡適一生敬重高夢旦，并把高夢旦視為
朋友中人格可比圣賢的第一名，其他八名為張元濟、蔡元培、吳稚暉、張伯苓、周詒春、李四光、翁文灝。面對高夢旦這樣圣賢一般的人，胡適只能按照圣賢的標準講一講圣賢般的話。好在胡適盡管內心一直住著一個肆意、激越的人，但胡適一生確實做到了“容忍比自由還重要”。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說：“適之先生是位發(fā)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膽作風’。”“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焙m結婚前夕寫的這首詩，盡顯紳士的隱忍與微笑，自嘲與超脫。
但等到了1923年的4月底，胡適在杭州見到了曹誠英，他終于“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繼而“于無聲處聽驚雷”了。說起來，這是胡適與曹誠英的第二次相見了。第一次，是胡適從美國回
來與江冬秀舉行婚禮時。曹是江冬秀的伴娘，那年胡適27歲，曹誠英16歲，差不多是徐志摩第一次見到林徽因時彼此的年齡。在自己的婚禮上偶遇這位妙齡少女，又是自家嫂子的親妹妹，對胡適來說，“發(fā)乎情而止于禮”是必須的，也是肯定的。
但一回生二回熟，七年后的第二次見面，就大不同了。胡適暴得大名不說，他已是婚后七年的中年男子了，加之數(shù)年操勞正身體欠安；而曹誠英作為杭州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此時出落得更加飽滿豐盈，飽讀詩書靈秀聰慧，特別曹是新婚剛三年離婚才兩月，神情中的那份落寞格外奪目讓人憐。見面的地點又是“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的人間天堂。一個有點憔悴另一個有點心累，一個有點愛憐另一個有點崇拜，湖山此地，難免風月斯人了。
于是在胡適1923年的日記里，曹誠英最早是“曹珮聲”（4月），繼而是“珮聲”（5月），6月、7月、8月胡適日記不存（按胡適對日記、傳記、史料的偏好，如果沒有特別隱情，在杭州休養(yǎng)期間的胡適三個月不寫日記，那是相當不可能的），到了9月則是“珮”或“娟”了。
6、7、8這三個月，曹誠英學校放暑假，胡適來到杭州煙霞洞，這時他們兩人朝夕相處，胡適開始了真正的休養(yǎng)生活。
此時正在天津，即將陪老師梁啟超去北戴河休養(yǎng)的徐志摩耳朵靈，手也快。他在書信中向胡適表達了自己的喜悅與祝福：
適之，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聽說你養(yǎng)息的成績不但醫(yī)痊了你的足疾，并且腴滿了你的顏面，先前瘦損如黃瓜一瓢，如今潤澤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來嫵媚的談笑，益發(fā)取得異樣的風流。我真為你歡喜。你若然住得到月底，也許有一天你可以望見我在煙霞洞前下輿拜訪。至遲到9月中旬，我一定回南的了。（徐志摩回胡適信，1923年8月8日）
讓久病之中的胡適容光煥發(fā)的可不單是閑云野鶴的休養(yǎng)生活，更有不期而遇的幸福愛情。1923年，注定了胡適會有“驅不走的情魔”，會“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會“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只可惜，有情人未成眷屬。這決不單是胡適愛惜自己的羽毛不能像陳獨秀那樣不問三七二十一管你什么規(guī)矩禮制，先高家大小姐再高家二小姐最后潘家小妹；不能像魯迅那樣先與朱安分居東房與西房，繼分居北方與南方，再與許廣平同居上海。那個江冬秀實在是太厲害了，她居然威脅要先殺掉與胡適的兩個兒子，再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