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阿倫特（節(jié)選）
1972 年 11 月在多倫多，加拿大社會和政治思想研究學會舉辦了一個關(guān)于阿倫特的學術(shù)會議，在會上，有人這樣問她：“你是什么人？你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你屬于自由主義者？在當代的種種可能性框架中你站在何處？”阿倫特的回答是，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也從來沒有知道過。她認為她從未占據(jù)一個這樣的位置。左派認為她是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則認為她是左派或外人或天知道是什么。阿倫特說她對此不感興趣。她不相信以這種方式可以澄清20 世紀的真正問題。
然而，對于已經(jīng)習慣了意識形態(tài)或冷戰(zhàn)思維的人來說，不屬于任何一個派別的政治思想家是無法想象的?？刂迫藗兊摹安皇恰褪恰钡乃季S方式使得阿倫特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一個無法“戴帽”或貼標簽的另類，一個十足的邊緣人，她的思想不是被誤解，就是被認為不值一顧。例如，以賽亞·伯林在與一個伊朗哲學家的談話中就輕蔑地表示， 他認為阿倫特并沒有提出什么觀點，他也未發(fā)現(xiàn)她的著作中有任何引起人的興趣，引發(fā)人思考或?qū)θ擞袉l(fā)的觀點。她的觀點只是一連串形而上學的自由聯(lián)想。她從一個句子跳到另一個句子，之間沒有任何邏輯的聯(lián)系，也沒有理性或想象的聯(lián)系。并且他引用猶太學者索勒姆的話說，任何有修養(yǎng)而又嚴肅的思想家都無法容忍她。
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知道和喜歡阿倫特的人，肯定要比知道和喜歡索勒姆的人多；稍有學術(shù)頭腦的人都會認為阿倫特是原創(chuàng)性思想家，而伯林則不是。事實上近一二十年以來人們對阿倫特的興趣正在持續(xù)而穩(wěn)步地上升， 阿倫特是 20 世紀最有原創(chuàng)性、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正在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以至有人認為她已不再邊緣。其實，一個思想家邊緣與否，不一定視其人氣而定；邊緣與否， 在于是否能納入或融入主流， 不入（ 主） 流就難免會屢遭誤解；因為不入（主）流的東西用習慣的思路的確是無法理解的。阿倫特的創(chuàng)見和遠見使得任何有頭腦的人都不能無視她的存在；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破產(chǎn)也迫使人們尋找新的思想資源，這些都是阿倫特地位不斷上升的客觀原因；但人們對阿倫特不斷增長的興趣并沒有與對她的理解的增長成正比。阿倫特自稱對理解最感興趣，可是她卻一直難以得到真正的理解，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這也決定了她仍然只是一個邊緣人。
阿倫特之難以被理解，首先是因為人們無法將她歸類。在經(jīng)歷了一個充滿意識形態(tài)對立和抗爭的世紀后，不用某種主義，人們已很難辨認一個思想家了。但現(xiàn)行的各種主義對阿倫特似乎都不合適。她父母都是社會主義者，她熱愛的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布呂歇爾在青年時代就是盧森堡和李卜克內(nèi)西領(lǐng)導的斯巴達同盟的成員，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德國共產(chǎn)黨的早期領(lǐng)導人。但阿倫特自己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者，也從未要是社會主義者。雖然她對資本主義幾乎全盤否定，但并沒有因此就擁抱社會主義。她對馬克思高度尊敬，卻又對他的思想不以為然。
按照某些人的邏輯，不贊成社會主義，反對集權(quán)主義，批評馬克思，就一定會是自由主義。但就像阿倫特從來不是社會主義者一樣，她也不是自由主義者，并且她公開說她“從來就不相信自由主義”。她對自由主義的不屑一顧從她的大量著作中很少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觀點也可見一斑。她對集權(quán)主義的批判和抨擊并未使她轉(zhuǎn)向自由主義，相反，她并不認為自由主義所擁護的那個制度與集權(quán)主義毫無關(guān)系。她親歷的麥卡錫時代的美國加強了她的這個信念。
從表面上看，阿倫特似乎言必稱希臘，討論問題喜歡上溯到西方傳統(tǒng)的這個源頭，但她卻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她從來不相信我們可以恢復傳統(tǒng)，也不認為這有任何意義與必要。相反，她認為每一代人都應該重新去認識傳統(tǒng)。她談?wù)撓ＥD或羅馬，絕不是要恢復傳統(tǒng)的概念與范疇，而是要在傳統(tǒng)的框架之外重建過去的意義。只有通過這樣拯救過去，我們才能恢復我們生活的意義，看清我們今天的生存狀況。在對待傳統(tǒng)和歷史的問題上，她深受本雅明的影響。雖然傳統(tǒng)已經(jīng)破碎，我們注定要生活在時代的廢墟中，但衰敗的過程也是一個結(jié)晶的過程。我們應該像潛海探珠的人那樣，潛入大海深處，將經(jīng)歷了滄桑巨變?nèi)砸越Y(jié)晶的形式存活下來的珍珠和珊瑚帶出海面。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現(xiàn)在和將來。她始終記得托克維爾的名言：“當過去不再照亮將來時，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從過去拯救值得保存的東西不是為保存而保存，而是為了重新發(fā)現(xiàn)過去，賦予它今天的意義。阿倫特從來不把過去看作今天的出路或藥方。相反，她認同她老師海德格爾的解構(gòu)釋義學，不惜對傳統(tǒng)施暴，深挖（空）傳統(tǒng)，為的是找出它“積極的可能性”。阿倫特不是要恢復傳統(tǒng)，而是要超越傳統(tǒng)。
也許最適合阿倫特思想的帽子是共和主義，許多人都這樣認為。共和主義可分為古典共和主義和現(xiàn)代共和主義兩種。古典共和主義強調(diào)人的德行，強調(diào)萬眾一心，公眾利益高于一切。但阿倫特恰恰否定德行在政治中的作用，在她看來，德行僅與私人行為有關(guān)，在公共事務(wù)中不應有其地位。阿倫特雖然也強調(diào)公共利益，但前提卻是人的多樣性， 只有在承認人的多樣性前提下，強調(diào)公共利益才不致成為集權(quán)政治的借口?，F(xiàn)代共和主義不再強調(diào)人的德行，而是承認人性的幽暗面，從而注重制度設(shè)計和權(quán)力制衡。但阿倫特對此并不很感興趣，她關(guān)心的是如何始終能有讓不同的人可以自由討論的公共空間?，F(xiàn)代共和主義借助人民主權(quán)的思想來證明代議制民主的正當性，但阿倫特始終不相信在代議制民主下人們能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少數(shù)人的壟斷或多數(shù)人的暴政。她心目中的民主只能是直接民主。
在今天這個政治思維仍是主義至上的時代，阿倫特看來注定是無處安頓的邊緣人。其實，阿倫特自己一點都不在意自己的邊緣地位，相反，她好像要刻意保持這種邊緣性。在給她以前的老師雅斯貝斯的一封信中，她說，她越來越感到，只有在社會邊緣的人才能有尊嚴地生存。她公開說她不愛任何民族，任何群體；既不愛德國人，也不愛法國人或美國人。她不但不愿意被歸入任何群體，而且連她生來就有的身份——猶太人和德國人最初都不愿承認。她首先是漢娜·阿倫特，然后才是德國人和猶太人。她的猶太血統(tǒng)使她無法認同自己是德國人，雖然她不懂希伯來語，卻深愛德語。她最初也沒有感到低人一等，雖然反猶情緒始終在東歐彌漫。但納粹開始迫害猶太人時，她便不但承認自己是猶太人，而且還積極參加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一個人作為猶太人被攻擊， 他必須作為猶太人保衛(wèi)自己。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quán)的持有者，或無論什么?！?p/>
在討論猶太人認同問題時，阿倫特提出了“賤民”（pariah）和“趨附者”（parvenu）這兩個概念。在她看來， 猶太人在被當?shù)氐闹髁魃鐣暈榫滞馊说臅r候，他有上述這兩種選擇。一種是趨炎附勢，努力向主流社會靠攏，爭取被同化；努力向上爬，爭取被主流社會吸納，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世俗的成功是他們的唯一追求，千辛萬苦得來的小小成功都會使他們忘乎所以，任何些微的失敗都會使他們覺得日月無光。知識分子之所以會妥協(xié)，就是因為他們太在乎被尊敬和被接受， 希望“ 有影響”。她對阿多諾一直不以為然，除了因為當年不同意通過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施特恩的教授資格論文外，還因為他在納粹上臺后試圖通過將猶太父姓維森格蘭特改為意大利母姓阿多諾而與納粹暴政相安無事，當一個“例外的猶太人”。
而賤民，尤其是“自覺的賤民”，天生就是一個反叛者，她在《作為賤民的猶太人：一個隱蔽的傳統(tǒng)》這篇文章中寫道，自覺的賤民“是那些勇敢的人物，他們試圖使猶太人的解放成為它真正應該是的那樣——不是可以模仿非猶太人或有機會扮演趨附者，而是成為人的階層”。自覺的賤民注定是反叛和孤立的，他不在乎別人的承認，也不怕“世人皆欲殺” 的嫉恨。在阿倫特看來， 羅莎· 盧森堡就是這樣一個自覺的賤民。她能忍受默默無聞和孤獨，但不能忍受世上的不義。她自覺地和被壓迫與被剝削者處于一個利益共同體。其實阿倫特自己也與盧森堡有許多相似之處： 她們都是東歐猶太人，都是特立獨行的思想家，都不顧一切要表達自己的真正觀點，這些觀點往往是非正統(tǒng)的；她們都極其熱愛生活，都把個人自由與公共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她們的人格和她們的思想同樣充滿魅力。
“自覺的賤民”不是自覺地認同一個群體，而是自覺地實踐自由。在猶太人遭迫害的時候，阿倫特義無反顧地認同猶太人共同體。但這并未使她在有關(guān)猶太人的問題上失去自己的頭腦。相反，她堅持自己的冷靜的觀察和判斷，甚至不惜與整個猶太群體為敵。圍繞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展開的為期數(shù)年的激烈爭論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艾希曼是臭名昭著的“最終解決”或“大屠殺”的策劃者和執(zhí)行者，據(jù)目擊者說，經(jīng)他的手就殺了五六百萬猶太人。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逃到阿根廷躲了起來，1960 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將他抓獲，押回以色列審判。阿倫特知道此事后向《紐約客》雜志要求作為特派記者去耶路撒冷實地報道這場萬眾矚目的審判?！都~約客》雜志馬上答應了她的請求。但是，阿倫特的一系列報道并不是單純的記錄式報道，而是一個一流政治思想家對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罪行的深刻思考。這些思考是那樣的不同尋常，那樣的出人意料， 甚至是那樣的石破天驚，使得阿倫特幾乎一夜之間成了猶太人的公敵。
阿倫特認為，審判的目的應該是表現(xiàn)正義，而不是別的。但這次審判卻只是表現(xiàn)了其他的東西：痛苦、怯懦、背叛、恥辱，也許尤其是復仇。審判的正義在一開始就有一個可怕的報復的基礎(chǔ)。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它是野蠻的。其次， 正義的概念是根源于自然法，它要求人為了破壞了道德秩序本身而受懲罰。盡管如此，正義本身應該是一個普遍的標準。艾希曼應該為他的反人類罪，而不是反猶太人罪受審。
許多人的反感就是由此而來：為什么要提出這種區(qū)別？ 納粹的罪惡如此巨大，艾希曼在其中的共謀責任，無論大小，都十分清楚，為什么不讓這場審判本身作為一個象征性事件？為什么要提出像艾希曼應為反人類罪，而不是反猶太人罪而受審判這樣抽象的問題？這里涉及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和世界概念的問題。在地方性認同和人類的普遍標準之間，始終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難解的緊張。尤其是猶太民族， 它的文化和歷史遭遇都使它偏重于地方認同。阿倫特卻不然，她拒絕任何種族的或地方的認同，雖然她尊重猶太人復仇的吶喊。她藐視自由主義的廢話，它們用高談闊論“法治”來掩蓋政治或地方的動機。她著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為本身。在她看來，艾希曼只是一個“普通人”，既不是“墮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只是“ 極度和可怕地正?！?。但一個普通人為何會犯下這樣駭人聽聞的滔天大罪， 這才是阿倫特要追究的問題。
阿倫特還指出，以色列人一開始就試圖將艾希曼不是作為一個人，而是作為一個象征來審判。在審判前，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就說：“在被告席上受到歷史審判的不是一個個人，不只是納粹政權(quán)，而是貫穿歷史的反猶主義。” 阿倫特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藏在這個目的后面的幾個動機：向世界表明猶太人的命運，以俘獲世界各國的良心作為保衛(wèi)以色列國家的一種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表明作為少數(shù)族群生活的悲慘；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猶太復國主義對于恢復猶太英雄主義的有效性。這些動機顯然出于以色列國家生存的考慮，與正義并無關(guān)系。正是這種對以色列政府的誅心之論，激起了以色列人憤怒的風暴。
這還不算，阿倫特還要追究猶太領(lǐng)導人在戰(zhàn)時的責任。他們不但沒有領(lǐng)導猶太人反抗，反而逆來順受，配合納粹完成他們罪惡的“ 最終解決”。沒有他們的配合與合作，如此龐大的罪惡計劃是不可能完成的。這等于在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猶太人的憤怒上又澆了一大桶汽油。德國猶太人協(xié)會馬上公開向她“宣戰(zhàn)”。多年的朋友紛紛和她斷絕來往。來自全世界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阿倫特被指控為“反猶分子，一個納粹的支持者和艾希曼無恥的辯護者”。但阿倫特并沒有被嚇倒，她始終堅持她的觀點。
就像她寫作的許多書那樣，阿倫特在事實描述上常常有不實之詞，但我們不能用實證主義的眼光來要求像她這樣的思想家。在她那里，事實就像韋伯的“理想類型”那樣，更多是論述的工具，而不是經(jīng)驗的證明。這就是為什么圍繞艾希曼審判的爭論早已煙消云散，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仍擁有大量的讀者。人們在其中不但分享阿倫特深刻的思想， 更欣賞她驚人的勇氣。身為猶太人，敢于說艾希曼是一個普通人在集權(quán)主義體制下犯了反人類罪，并對他在法庭上的表現(xiàn)作如實的描述，需要有驚人的勇氣；敢于揭露以色列政府隱藏在正義要求下的其他動機，需要有加倍的勇氣；敢于追問猶太領(lǐng)導人在納粹罪行中應負的責任，需要有三倍的勇氣。而這勇氣，來自對真理不顧一切的追求。蘇姍·桑塔格曾說：“如果要我在真實與正義之間作選擇——當然最好不作選擇——我選擇真實。”阿倫特看來也是這樣。這種勇氣的背后，是真正獨立的人格和思想品格。在學術(shù)已成時尚的今天，這種品格已難得一見，這也是阿倫特為什么難以被理解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