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又爽又黄又紧无遮挡_国产精品成人无码a无码_国产亚洲日韩a欧美在线人_色婷婷AV一区二在线观看_美女粉嫩极品国产高潮无套在线

本書稿是以單篇集結的方式合著的一部回憶錄，回顧了作者夫妻倆從學生時代到年逾古稀的人生歷程。著重記述了在廣西師范大學近四十年的學習、工作、生活及感悟；追憶了十多位深刻影響作者人生并對廣西師范大學有杰出貢獻或給予大力支持的前輩及友人，其中大多是享有盛名的著名學者和慈善家。書中回憶了夫妻倆人到中年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實現(xiàn)“四化”的偉業(yè)，也追憶了父母、故鄉(xiāng)、童年，擷取了家庭及晚年生活的一些片斷。從中可大略窺見一對“四零后”伉儷的人生軌跡及心路歷程。

黃介山，1943年生于江蘇南通。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曾任廣西師范大學校黨委書記、校長，教授。受聘為國家督學。

張明非，1943年生于重慶，長于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曾任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廣西文史館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顧問、原副會長。

自 序

燕園留痕

情系北大——寫在北大百年校慶

參加湖北江陵“四清”

在北京延慶參加農(nóng)村“社教”

戴橘紅色?；盏娜兆?p/>

我的同窗好友劉蓓蓓

塞北苦樂年華

在草原鋼城包頭的那些歲月

難忘的記憶 不變的情懷——寫在包鋼一中建校50周年

南國歲月如歌

教育部部長們在廣西師大

在黨委書記、校長任上

我信奉的工作理念與處世原則

無怨無悔的選擇

廣西首個中文博士點——廣西師大文學院古代文學學科

王城校區(qū)的一段往事

我與干訓部首屆學員的緣分

為廣西師大出版社喝彩助威

緬懷學術前輩

感念恩師北京大學陳貽焮教授

一生為學術的語言學家王泗原先生

學者典范、編輯楷模周振甫先生

古代文學界的一代宗師傅璇琮先生

我與古典文學專家裴斐教授的交往

追憶良師益友

令我崇敬和感動的田家炳先生

馬保之先生晚年在廣西師大執(zhí)教

著名翻譯家、詩人賀祥麟教授

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鐘文典教授

德高望重的系主任林寶全教授

天妒英才——痛悼杰出的建筑設計師黃偉

親恩似海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永遠懷念父親張知辛

百年芳華——母親何蘊之的傳奇人生

我的父母親

往事拾零

依依故鄉(xiāng)情

威海的世外桃源生活

古稀之年的自駕旅程

序跋評論

黃修己《我的“三角地”》序

李翰《漢魏盛唐詠史詩研究》序

秦煥藝《漓水吟懷》序

《古典詩詞百首鑒賞》后記

《唐音論藪》后記

何開粹《桂林賦》評賞

附 錄

黃介山：虛懷若谷，心系家國

美麗師者——記廣西高校教學名師張明非

自 序

黃介山

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一對“四〇后”的時代記憶》，是我與妻子張明非合寫的一本回憶錄。

之所以取這樣一個書名，一是我倆同出生于1943年，對1940到1949十年間出生的這代人，當下流行的叫法是“四〇后”。二是每一代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經(jīng)歷和命運，“四〇后”也不例外。我們這代人在抗日戰(zhàn)爭或解放戰(zhàn)爭的炮火硝煙中呱呱墜地，沐浴著共和國的陽光雨露成長。從學生時代開始，先后經(jīng)歷過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時期；參加過驚心動魄的“文化大革命”， 大規(guī)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人到中年才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如今大都已經(jīng)退休，進入人生的暮年。綜觀“四〇后”，不論個人際遇如何，處境怎樣，都普遍親歷并見證了時代的滄桑變化。國家的風云變幻在這代人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四〇后”中有一特殊的群體，就是“老五屆”，指的是1961至1965年入學的大學生，我倆也是其中的一員。這一總數(shù)將近70萬人的群體，在高考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得以進入高等學校深造，無疑是同代人中的幸運兒和佼佼者。然而，始料未及的十年動亂極大改變了每個人的命運和人生軌跡。畢業(yè)分配時按照“面向邊疆、工礦、農(nóng)村、基層”的政策，大多分到偏遠地區(qū)的工礦企業(yè)、軍墾農(nóng)場、縣城或鄉(xiāng)鎮(zhèn)中學，在社會底層經(jīng)受了長期艱苦生活的磨煉?！拔母铩苯Y束后，不少人雖已進入中年卻不甘平庸，奮起與命運抗爭，終于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實現(xiàn)了自己的夙愿。可以說，老五屆是我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識分子群體。曲折坎坷的經(jīng)歷，大起大落的命運，使這一群體多少染上了悲壯的色彩。照理說跌宕起伏、悲歡離合的境遇，容易演繹出精彩生動的人生故事，然而迄今為止，記錄并反映“老五屆”這一龐大群體經(jīng)歷的文字并不多見。這未免有些遺憾。

幾十年來，我倆忙于各自的工作，也沒有寫回憶錄的打算。退休以后，少了工作的壓力，多了自由支配的時間，才逐漸萌生寫寫回憶文章的想法。加之退休之前我倆也應約在一些書刊上發(fā)表過一些回憶文章，算是有了一定積累。念頭一旦產(chǎn)生，便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一件件親歷的往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跨越時空從記憶深處浮現(xiàn)到眼前，使我們有了欲罷不能的沖動，于是坐在電腦前敲打鍵盤追憶過往便成為我們退休生活中一項重要內容。日積月累，集腋成裘，遂有了這本小書。

在寫作過程中，我們深深體會到，回顧、審視自己走過的道路，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晚年生活，而且通過回憶、梳理、思考、寫作，亦會萌生一些新的感悟。這未嘗不是對自己的人生作一個小結，給后人一個交代，也是履行一份應盡的社會責任。悠悠幾十年，我們經(jīng)歷的風風雨雨，有著鮮明的時代色彩。我們在人生價值觀方面諸如理想、信念、追求乃至對待事業(yè)、家庭、情感的態(tài)度，與當今的年輕人確有許多不同，也許可以視為別樣的人生。一代又一代人，面臨的社會狀況各不相同，命運和際遇乃至思想意識自有差異。即便是同代人，各自的經(jīng)歷也并非一樣。每個人的一生都似萬花筒，變換出不同的色彩。相同或不同時代的人盡可通過交流，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評判世間的是非曲直。

我出生在江蘇南通縣新開鄉(xiāng)（今南通市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一個農(nóng)民家庭。12歲考入市里的崇敬中學，初中畢業(yè)后考進省級重點——南通中學，中學6年一直是住校生。盡管學習緊張、生活清苦，但總的說來比較單純，所以無憂無慮、勤奮而快樂。

除了學習，其間也參加了一些社會實踐活動。比如一入初中就參加了“大煉鋼鐵”。操場上筑起了煉鐵“小高爐”，教室里堆著拳頭大的鐵礦石，同學們課余時間戴著手套、拿著小榔頭乒乒乓乓地把它敲成小塊。有時睡到半夜里會被叫醒，去到河邊卸載木船運來的焦炭或礦石。當看到噴著火苗的小高爐里流出通紅的鐵水，冷卻后凝成一塊塊“鐵疙瘩”，我們便興高采烈地敲鑼打鼓，抬到市政府去報喜。

報紙、廣播三天兩頭“捷報”頻傳，糧食產(chǎn)量不斷放“衛(wèi)星”，高產(chǎn)紀錄一次次被打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之類的口號不絕于耳。歌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文藝作品連篇累牘。我們在作文課上也欣然命筆，而 “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這類高揚“革命浪漫主義”激情的詩歌，便是學習的樣板。

1958年，全國農(nóng)村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普遍辦起了集體食堂。我清楚地記得周末從城里回家吃食堂的情景。隊里食堂擺著三張桌子，流水席，吃飯不要錢，坐滿一桌就開餐。菜是兩大盤雪里蕻煮黃豆和炒青菜，白米飯則隨便添，管飽。鄉(xiāng)鄰們圍坐一起，邊吃邊聊，有說有笑，好不熱鬧?？上Ш镁安婚L，個把月以后我再回家，食堂已經(jīng)停辦了。隊長說，這么放開肚皮吃，糧食消耗太快，時間長了受不了。

我讀初三時趕上困難時期，物資供應奇缺，不少人食不飽腹。盡管政府對學生采取了優(yōu)惠政策，每天有1斤口糧，但因缺少油水，時常感到饑餓。于是星期天從家里帶來的胡蘿卜、炒黃豆之類就成了充饑的寶貝。

明非的情況與我有些不同。她生于重慶，長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庭生活條件比較優(yōu)越，但困難時期也嘗到過吃不飽的滋味。中學6年她就讀的學校是北京女八中，校址為 “京師女子學堂”舊址，因魯迅先生曾在這里執(zhí)教，現(xiàn)已改名“魯迅中學”。明非中學時代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每年的“3?18”，學校都要為魯迅《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寫到的劉和珍、楊德群烈士舉行紀念活動。她經(jīng)歷的社會實踐比我少些，除每年五一、十一參加學校組織的“文藝大軍”到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便是到近郊幫農(nóng)民干點撿麥穗或拾花生的農(nóng)活。

1962年我們同時考入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有語言、古典文獻、文學3個專業(yè)，我倆都分在文學專業(yè)，成了同班同學。那一年全國高中畢業(yè)生總數(shù)為44.1萬，高校招生人數(shù)是10.7萬，入學率僅有24.3%，北大中文系又是全國高校文科錄取分數(shù)線最高的。能夠進入最高學府的王牌系，可想而知年輕的學子們是怎樣的興奮和自豪，一個個雄心勃勃，志向高遠，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光明。

北大文科是五年制，但中央出于“反修防修”“培養(yǎng)共產(chǎn)主義接班人”的政治需要，從大三開始我們年級就被安排到農(nóng)村參加政治運動。1964年10月，作為“工作隊員”，我們被派往湖北江陵（今屬湖北荊州）搞了10個月的 “四清”；1965年11月，又到北京遠郊延慶縣（今北京市延慶區(qū)）參加“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1966年6月奉命返回校園投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北大是“文革”的前沿陣地，廣大師生頃刻之間被卷入風暴的旋渦。我們積極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滿腔熱情地投入這場運動。先是“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首當其沖的是校系兩級領導、各系知名專家教授，他們不由分說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黑幫爪牙” “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統(tǒng)統(tǒng)靠邊站甚至被打倒。昔日寧靜美麗的校園，到處是硝煙彌漫的現(xiàn)場批斗會。到后來，“紅衛(wèi)兵”隊伍因觀點對立分成兩派，北大又變成了派性斗爭的戰(zhàn)場。兩派群眾都打著“捍衛(wèi)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彼此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甚至多年同窗好友也成了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那時候，互相謾罵攻擊的高音喇叭整日回響在學校上空，校園沒有片刻安寧。派性斗爭越演越烈，最后竟至于發(fā)展到武斗。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風暴已席卷全國，斗爭形式不斷升級，從貼大字報、開批斗會發(fā)展到不同派別之間的武斗，局面越來越失控。那些日子每天校園里都會傳播來自“中央文革小組”的“小道消息”，常常是互相矛盾或模棱兩可，使人莫衷一是。面對這一切，我和同學們越來越感到迷茫，難道這就是我們參加這場運動的初衷？由困惑不解進而產(chǎn)生厭倦、消極情緒，以至于天天盼著畢業(yè)分配，巴不得趕快離開這片讓人心痛和傷心的是非之地。

1968年夏，延遲了一年的畢業(yè)分配方案終于姍姍來遲，但與往屆畢業(yè)生大都分到大城市、大機關、大單位的方案截然不同。按照“四個面向”的指導思想，全年級90人，無一人可以留京，我的老家江蘇也只有一個揚中縣的名額。最后我們絕大部分都被分去了邊遠地區(qū)，我倆所在的文學專業(yè)五十來人，有11人分到山西省，報到后再下到9個縣，不少人分到鄉(xiāng)鎮(zhèn)中學。我們班有同學分到平陸縣一所中學，在崇山峻嶺之中，據(jù)他說出門便可打獵。另有3名語言專業(yè)的同學，分別是上海、江蘇、江西人，卻分到了廣西，而且是偏僻的巴馬山區(qū)，10多年后才先后調離那里。他們當初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生活多年的窮鄉(xiāng)僻壤，改革開放以后竟成了聞名遐邇的“長壽之鄉(xiāng)”和旅游熱門景點，引來大批游客到此治病、養(yǎng)生。我想這幾位老同學，曾經(jīng)在這里沾過多年巴馬山水的靈氣，想必也一定會健康長壽。

感謝系里老師和分配小組的關照，我倆一起分配到包頭鋼鐵公司。包頭是城市，包鋼又是大企業(yè)，一共只有7個名額，我們占了2個，相比不少分到縣里的同學算是很幸運的了。但考慮到包鋼下屬還有白云鄂博等礦區(qū)，我和明非擔心會被分到兩地，所以一拿到畢業(yè)證就馬上去領了結婚證。當時，許多機關和事業(yè)單位近乎關門，大批干部下“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各類學校長期停課，教師無事可做。在大學生并不吃香的情況下，包鋼居然一次性要了400多名應屆畢業(yè)生，而且絕大多數(shù)來自全國重點大學，這不能不說是富有遠見的大手筆。分來的工科學生都去了工廠。其余近200名文理科生則分到包鋼10來所子弟中學教書，大大充實并優(yōu)化了教師隊伍。比如有10多名北大、北師大、華東師大等名校的老五屆畢業(yè)生加盟的包鋼一中，后來成為內蒙古自治區(qū)重點中學，高考成績一直名列全區(qū)前茅，不是偶然的。

包鋼是我們工作的第一站，也是我們人生的新起點。盡管我倆在包鋼工作的10多年生活十分艱苦，把青春年華獻給了這座草原鋼城，但在精神上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正是在包鋼經(jīng)受的考驗和磨煉，增強了我們應對各種困難的意志和能力；也是在這里，我們初步形成了影響后半生的一些人生理念，學會了如何工作，如何做人。同時，由于包鋼領導和同事們的信任，我倆較早走上比較重要的工作崗位，有了更快更好成長的機會。此外在包鋼這個匯聚了五湖四海成員的大家庭里，我們有機會交往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和一些淳樸善良的工人師傅，與他們結下深厚的友誼。直至5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同事、朋友和我們保持著聯(lián)系。10多年的包鋼生涯使我們從青澀走向成熟，給我們留下的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1979年明非考回母校攻讀古典文學專業(yè)碩士，除了想繼續(xù)學習提高自己，當然也抱有通過讀研回北京的希望?？膳R到畢業(yè)分配卻遇到很大的難題。一則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是“不制造新的兩地生活”，二來進京的戶口指標非常少。那些日子，在師友們的幫助下，她頂著炎炎烈日在京城東奔西走，四處聯(lián)系，卻每每失望而歸。考慮到即使有單位接收，我和兩個孩子也很難進京，于是下決心放棄北京。幾經(jīng)周折，一家4口最終來到秀甲天下的桂林，在歷史悠久的廣西師范大學開始了又一段人生旅程。寒來暑往，迄今為止，我們在這里已經(jīng)工作生活了近40個春秋。

如果說當初下決心放棄北京難免有不得已的遺憾，但幾十年過去了，我們不僅無怨無悔甚至為當初的選擇感到慶幸。桂林這一舉世聞名的旅游勝地和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有得天獨厚的美麗山水，而且為高校對外學術交流與校際合作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為我倆實現(xiàn)各自的人生價值提供了良好條件。加之我們到桂林的80年代初，正值國家改革開放風生水起，為人們創(chuàng)造了施展才華的機遇，也使人民生活有了明顯改善。我倆兢兢業(yè)業(yè)工作，正正派派做人，事業(yè)順利，各有所成。生活上也逐步告別物質匱乏、經(jīng)濟窘迫的困境，邁上“小康”的臺階。在廣西師大度過的歲月，我們既有“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的愉悅體驗，又有“尊師重道，敬業(yè)樂群”的良好氛圍，留下許多值得回味的記憶，收獲了不少同事朋友的珍貴友誼，令我們對這所南國學府懷有深厚的感情。

回顧我們走過的道路，既有豐富獨特的人生體驗，也有值得記取的挫折和教訓，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是我們人生的歷練和財富。

我們這代人從小接受的教育習慣于聽話和服從，循規(guī)蹈矩，謹言慎行，缺乏獨立思考和創(chuàng)新精神。但在大學期間和畢業(yè)之后，非同尋常的社會實踐給我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社會實踐是最好的教科書，走過了坎坷的道路，眼觀時代滄桑，目睹歷史曲折，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大有長進，真正有了屬于自己的各種見解。少了一些偏頗和盲從，多了不少理性和自信，也逐漸養(yǎng)成了觀察、處理問題的習慣：不贊成上綱上線、抓辮子、打棍子隨意整人的極左行為；看不慣趨炎附勢、阿諛奉承的庸俗作風；不喜歡背離實效、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義；不愛聽也不想說大話、空話、套話。這也許是我們這代人較為普遍的處事原則和人格特征。

撫今思昔，我們由衷感念母校北大，正是她賦予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感，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對信念和理想的追求與堅守。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牢記切莫辜負母校的培養(yǎng)與期望，這既是動力也是鞭策。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不知不覺我和明非退休已有10多年。這輩子，我倆志同道合，相濡以沫。逆境中，相互扶持，同甘共苦；順境中，互相促進，齊心協(xié)力。不論是為人處世的原則還是處理事業(yè)與家庭的關系，我倆都比較一致，都把家庭幸福與事業(yè)有成作為一生追求的目標。如今我倆已牽手走過54個春秋。古代命學有“六同”之說，指的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分、同地生。我倆戲稱也有“六同”，即同年、同月、同姓（我隨母姓，父親姓張）、同學、同事、同步。如果說前幾同是巧合，而最后一同——價值觀念、人生追求、工作態(tài)度乃至生活習慣的同步，則是我們大半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家庭穩(wěn)定和諧的基礎。我們十分珍惜這難得的緣分，也充分享受到同步帶給我們的安樂。2008年7月是我倆結婚40周年紀念，明非有感賦詩一首，或可概括我倆的大半生與心路歷程：

燕園同窗一世緣，相知相伴四十年。

曾經(jīng)塞北傳薪火，復植嶺南桃李妍。

往事追懷無怨悔，滄桑歷盡亦欣然。

而今更重桑榆景，漓水東流正潺湲。

歲月悠悠，時光如流。如今我倆已從青春華年到年近耄耋，當年兩口人的小家已成為擁有老少三代十口人的大家庭。令我們欣慰的是，我倆為撫育子女成長付出的心力，已獲得豐厚的回報。兒子一新和更新不論到哪里工作都恪盡職守、正派做人，是所在單位的中堅力量；兒媳李欣和徐翀妤也都愛崗敬業(yè)，精益求精，是單位的業(yè)務骨干。最令我們感到滿足的是4個孫輩相繼來到這個世界，給我們的家庭增添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陪伴他們成長又帶給我們極大的快樂。如今大孫子九思已經(jīng)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美國丹佛大學；大孫女可思即將從山東大學英語系畢業(yè)，并已確定保送北京外國語大學讀研；小孫女易思剛進入中學，聰明好學，興趣廣泛，是班里的“學霸”；最小的孫子未思是一年級小學生，天真可愛，活潑好動，是全家的開心果。每逢節(jié)假日全家團聚，或一起出外旅游，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光。

退休以后，我們沒有半點失落和怠惰，依然保持著健康有序的生活方式：讀書、寫作、走路、游泳。通過微信同天南地北的親朋好友保持著聯(lián)系，經(jīng)常與家人和身邊的朋友小聚。不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而每年7至9月到威海避暑更是我們15年來雷打不動的生活方式。

退休前后陸陸續(xù)續(xù)寫就的這些文字到此也該告一段落，畫上句號了。在此做一說明，本書是記事、記人的散文匯集，不同于系統(tǒng)撰寫人生經(jīng)歷的“自傳”。其中梳理了我們從學生時代到古稀之年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大致脈絡，記述了一些難忘的往事，追憶了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并給予我們深刻影響的前輩或友人。它并不全面，但從中可以窺見我們的人生軌跡，折射出時代風云和社會變遷。

在本書即將付梓的時候，我們由衷感謝廣西師范大學領導的關心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承蒙國內著名出版家劉碩良先生厚愛，書中部分文章曾發(fā)表于《廣西文史》；本書責編余慧敏工作盡心盡力，精益求精，在此一并致謝！書中難免有不當之處，尚祈各位 不吝賜教。

（寫于2021年夏，2022年秋修訂）

? 本書是“老五屆”（指1966年“文革”爆發(fā)時的在校大學生）這一特殊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性回憶錄。這一群體經(jīng)歷特殊，命運大起大落，鮮為人知。有人將這一群體的命運概括為：“文革”前的驕子，“文革”中被作為“棍子”，被“發(fā)配”后的“棄子”，改革開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本書作者夫婦所回憶的大半生經(jīng)歷為這一群體真實而鮮活的個案代表。

? 書中聚集和展現(xiàn)了作者交往過的一批大師級學者、優(yōu)秀學人、慈善家等的風采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如革命文人張知辛（作者父親），古典文學研究界重要學者陳貽焮、傅璇琮、裴斐，語言學家王泗原，編輯學家周振甫，教育家馬保之，歷史學家鐘文典，翻譯家賀祥麟，慈善家田家炳等。

? 黃介山，廣西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校長。張明非，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全國教育系統(tǒng)巾幗建功標兵。夫婦二人為同學、同事，于1967年北大中文系畢業(yè)，在包鋼教育部門工作十幾年后入職廣西師大，工作至退休。兩人在廣西師大的行政管理和學科建設方面做出了成績和貢獻，是廣西師大受人尊敬的老領導、老專家。

? 作為教育工作者，同時作為廣西師范大學曾經(jīng)的校領導和學科建設帶頭人，兩位作者在書中回憶了在內蒙古包鋼和廣西師范大學的工作經(jīng)歷，忠實記錄了廣西師范大學及師大文學院八九十年代的建設和發(fā)展歷程，既是珍貴的校史，也是兩位知識分子夫婦在事業(yè)上互相扶持，扎根西部，為發(fā)展西部教育做出貢獻的真實寫照。

情系北大

——寫在北大百年校慶

◆ 張明非

今年的“五四”，不僅是北大這所百年老校最盛大的節(jié)日，也是每一個北大學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頁。遠在他鄉(xiāng)的游子們不論身在何處，不論離開燕園多么久遠，在這一天都將心系母校，分享母校百年華誕的喜慶和歡樂。

這個日子，對于60年代的北大人來說，尤其有著不尋常的意義。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經(jīng)歷了 “文革”之后，在30年前那個特殊的年代走出校門 “接受再教育”的?！白罡咧甘尽焙汀八膫€面向”的分配政策，把我們這幾屆畢業(yè)生少有、例外地送到遠離大城市的邊疆、基層、工礦、農(nóng)村。從此，大家天各一方，消息隔絕，直到今天我們年級還有幾個同學雖經(jīng)多方打聽仍下落不明。30年的漫長歲月，將風華正茂的青年帶進兩鬢染霜的中年，也沖淡了歷史造成的許多是非恩怨。特別是近些年，也許是“老冉冉其將至”的緣故，懷舊之情總是不期而然地襲上心頭，于是懷念母校，懷念老師，懷念同窗，懷念自己生命中抹不去的那一段，便成了同學邂逅談論最多的話題。尤其是我們一個班25人竟已有3名同學相繼撒手人寰，這一殘酷現(xiàn)實警醒了我們，使我們意識到生命之于我們并非想象的那般恒久，重聚的緊迫感因而變得愈來愈強烈。母校的百年慶典為我們提供了極難得的機遇，沒有比在這個舉世矚目的日子重聚燕園更有意義的了，于是，為了促成畢業(yè)30年之后的第一次“大團圓”，在京的同學主動承擔起組織者的責任，早在數(shù)月之前就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劃，相約在百年校慶的信函，帶著全年級同學的期盼，飛越山山水水，送到每一個能夠尋找到的同學手中。

闊別30年之后的重逢，自是十分感人的，同時也充滿了戲劇性。“同學相見不相識，笑問對方是何人”，是不少人見面時的情景；“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唐人的這兩句詩，雖早已背得爛熟，這一次才身臨其境。短暫的幾天里，當我們經(jīng)歷了30多年的風風雨雨，重新聚集在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美麗校園，漫步在我們魂牽夢縈的未名湖畔，對如煙往事的追憶和物是人非的感慨是難以言喻的。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年級沒有一個同學留在母校工作，相比之下，我與北大的緣分算是比較深的。因為在我22年的學生生涯中，就有9年是在北大度過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一生中最好的年華，我的青春和愛情，我的理想和事業(yè)，都同北大這片熱土有著無法割斷的血肉聯(lián)系。北大在我生命歷程中打上的印記是那樣深刻，那樣難以磨滅。正因為如此，在過去的30年中，不論我經(jīng)歷過什么樣的艱難歲月，遭遇到什么樣的坎坷曲折，都不曾動搖我在北大這塊土地上培養(yǎng)起來的信念，也不曾改變我對北大的感情——盡管她帶給我的不盡是歡樂，也有刻骨銘心的痛苦。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一種情結——我的北大情結。

我第一次走進北大是在1962年。62級在北大歷史上有一定的特殊性。那時候，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剛剛過去，國家的經(jīng)濟開始全面復蘇。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關于“又紅又專”的重要講話，提出了社會主義事業(yè)接班人的標準，為無數(shù)有理想有才華的青年展示了無限光明的前途。北大敞開她寬廣博大的胸懷接納來自祖國各地的優(yōu)秀學子，而不問他們出身于什么樣的家庭，父母的歷史如何。在中文系舉行的入學典禮上，我們?yōu)榈谝淮我姷窖瞿揭丫玫囊恍┐髱熂墝W者而激動不已，游國恩、王力先生代表中文系教授發(fā)表迎新講話，稱贊這屆同學“年紀又輕，學問又好”，勉勵我們在北大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里好好讀書，不要入寶山而空歸。當時，北大中文系的錄取分數(shù)線是全國高校文科中最高的，可想而知，能夠進入這座知識圣殿的天之驕子們，是何等年少氣盛、躊躇滿志。除入學成績優(yōu)秀外，與同時在校的幾個年級相比，62級同學的多才多藝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當中有全校頂尖的女高音歌唱家，有朗誦比賽的冠軍，有打破首都高校女子百米紀錄的運動健將。我們還擁有學校話劇團的幾位臺柱子，因此我們年級曾有過在學校公演《奪印》《箭桿河邊》等多幕話劇的驕人成績。

如果說學子們?yōu)榈綀D書館或教室占座位步履匆匆，是北大校園永遠不變的人文景觀的話，活躍的文學社團便是中文系獨特亮麗的一道風景。設有詩歌、散文、小說三個組的“五四文學社”，每年都吸引了許多新同學報名參加。我和同班女同學劉蓓蓓就參加了散文組。蓓蓓畢業(yè)于師大女附中，是有名的才女，曾以高考作文98分的優(yōu)異成績一入學就吸引了很多人艷羨的目光。散文組除了交流各自的習作，還組織了一些活動。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中山公園跟“山藥蛋派”的代表作家趙樹理座談。可惜，由于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從頭到尾都如云里霧里不知所云。系學生會還定期出版名為《煉鋼爐》的墻報，各班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文學園地。我們班辦的墻報取名《紅杏》，用淡藍色的紙做底，用白色的信箋抄寫，清新淡雅，別具一格，一出現(xiàn)在飯廳的墻壁上，便吸引了不少端著飯盆用餐的讀者。創(chuàng)刊號上還榮幸地刊載了王力先生應邀就刊名題寫的一首七絕，因年代久遠，只記得后面兩句：“莫訝入冬春意鬧，如今四季有東風?！碑斈?，我們的同學哪一個不是抱著對文學的熱愛、懷著當作家的夢想走進北大中文系的？但30多年過去了，與學兄學姐特別是70年代以后的學弟學妹相比，60年代北大中文系學生中出的作家是比較少的。這自然不是說這幾屆缺少才子、才女，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我們一入學就被告知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而更主要的是，在那個高揚集體主義的年代，誰給報紙雜志投稿誰便有成名成家、追求個人名利之嫌，有的同學寫了文章也不敢署自己的真名。當今文壇知名作家中少有我們的同學，文學作品也很少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和生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除了圖書館、教室、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當年給我們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思想改造運動了。在接踵而至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中，我們曾經(jīng)為雷鋒平凡而偉大的事跡流下淚水，也曾經(jīng)為自己浪費一滴水、一度電而愧疚懺悔，我們是那么自覺地反省自己，那么坦率地互相批評。談心被視作思想改造的一種有益方式被提倡，于是，未名湖畔的小路、五四運動場的跑道，不知留下多少同學談心的足跡。今天看來不免幼稚甚至可笑的一些言行，在當時卻都是發(fā)自內心的，真誠的，并無矯飾做作的成分。我們班有一位女同學是高考前不久歸國的“洋小姐”，在愛國熱情的驅使和同學們的感染下，沒過多久，便“改造”得“面目一新”：白邊眼鏡，黑色帶袢布鞋，原來的運動式短發(fā)別上了發(fā)卡，從頭到腳徹底實現(xiàn)了“革命化”。那時候，我們唱得最多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我們這一代》《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這一類革命歌曲，精神風貌也如歌中唱到的那樣“意氣風發(fā)，斗志昂揚”。記得有一次參加北京市高校舉行的文藝會演，集體朗誦我們系同學創(chuàng)作的長詩——《讓青春閃光》，演出在中央民族學院禮堂引起轟動。當300人的聲音匯成一個聲音，充滿激情地朗誦：“穿過風啊穿過雨，父兄的旗幟多明麗：穿過雨啊穿過風，父兄的腳步多堅定……”神圣的使命感使我們每一個人激動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

62級又是有著走出校門、走向社會最多經(jīng)歷的年級之一，從1964年秋到1966年春先后參加過兩期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一次是到湖北江陵縣，歷時8個月；后一次是1965年9月到1966年6月，與北京直屬機關的干部和清華大學的同學混合編隊，參加京郊延慶縣的“四清”，我們班所在的大觀頭公社的工作隊負責人就是現(xiàn)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累計一年半的農(nóng)村工作自然大大占去了我們在校的讀書時間，但回想起來，這一段人生經(jīng)歷也非全無收獲。且不說深入社會、了解國情是人文科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即就同學們社會閱歷的豐富尤其是活動能力的加強而言，也不失為一個難得的鍛煉機會。如今我們年級有為數(shù)不少的同學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其中一些還是相當出色的黨政領導干部，應該說與這一特殊經(jīng)歷是有直接關系的。

1966年6月1日，是60年代的北大師生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這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fā)了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拉開了歷時十年的“文革”的序幕。幾天以后，我們奉命返校，同學們懷著保衛(wèi)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信念和決心一路高唱《國際歌》，完全預料不到這場“革命”會給我們國家、民族包括我們每一個人帶來什么，也全然不會想到我們原本5年而實質不過3年多的讀書生涯就此畫上了句號。此后的若干年，對陷于政治旋渦難以自拔的北大人來說，不啻一場無法擺脫的災難。刺耳的高音喇叭代替了瑯瑯的讀書聲，美麗的校園成為無休止的打派仗的戰(zhàn)場，昔日的師生、同學、朋友只因觀點不同便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北大一切都變了，變得面目全非，變得讓人心痛。那時候，我是多么急切地盼望快一點離開北大??！好容易熬到1968年7月畢業(yè)分配方案下達，我和后來成為我丈夫的同班同學黃介山一起被分配到包鋼。當我們懷揣報到證和戶口遷移證明，離開我曾經(jīng)那么熱愛的燕園，離開我自幼長大視為故鄉(xiāng)的北京，踏上西去的列車，心中竟然沒有一絲一毫的留戀，有的只是從噩夢中醒來、從痛苦中解脫的輕松。

再次走進燕園，已經(jīng)是離開她11年之后。在草原鋼城當過鉗工、也當過中學教師，已經(jīng)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的我，1979年重回母校攻讀古典文學專業(yè)研究生，師從陳貽焮教授研習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78、79級研究生中60年代本科畢業(yè)的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比如我就讀的中文系79級8位研究生中就有7位屬于這幾屆，而且都是從北大畢業(yè)的。我們的年齡大都接近不惑，有的甚至還要大些。所以單從外表有時很難分辨出在閱覽室里看書的是教師還是研究生。也許是飽經(jīng)滄桑的經(jīng)歷使這一代人特別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校園里到處可見研究生們惜陰如金努力拼搏的身影。我和我的師妹、原來63級的同學葛曉音每天同行同止，形影不離。一早就到圖書館等開門，直到閉館才離開，幾乎是我們3年學習期間雷打不動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圖書館暖氣不那么充足的冬天，或者閱覽室有時悶熱異常的夏天，都不曾使這一生活規(guī)律稍有改變。

3年的研究生學習，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為我后來從事古典文學專業(yè)的教學和研究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最使我感到幸運的是三年中聽了不少中文系的名家名課。那時候，“文革”剛剛結束，百廢待興，老師們懷著對新時期的極大熱情，紛紛走上講臺。許多課都是聽眾爆滿，氣氛熱烈，有時連地上都坐滿了人，其中不僅有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還有慕名而來的外系學生。我和師妹曉音懷著如饑似渴的心情，不放過任何一個聽課的機會，其中既有老教授開的傳統(tǒng)課，如林庚先生的楚辭研究、吳組緗先生的《紅樓夢》研究、陰法魯先生的古代文化常識、吳小如先生的唐宋詞欣賞和陳貽焮先生的“三李”研究，也有一些中年學者開設的新課，如袁行霈先生的詩歌藝術欣賞、金開誠先生的文藝心理學、胡經(jīng)之先生的文藝美學等。聽課使我們獲得極大的滿足，大大彌補了讀本科時未來得及聽到這些名教授講課的遺憾，對北大作為最高學府的價值和魅力之所在，也因此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如今，有的先生年事已高，有的先生已不幸故去，但他們的音容笑貌和講課時的風采仍鮮活地浮現(xiàn)我的記憶里，當年聽課的筆記也都完好無缺地保存著。我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導師陳貽焮教授。我至今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拜謁他的情景。當時的我，對研究生的培養(yǎng)目標并不很明確，對搞研究、寫論文更是缺少自信。是先生的熱情教誨和嚴格要求使我戰(zhàn)勝了許多困難，走上治學之路。我從先生那里學到的豈止是知識，更有誨人不倦的精神和對古典文學專業(yè)的執(zhí)著與熱愛。盡管無數(shù)事實和自己的實踐都證明做學問的道路充滿了艱辛，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犧牲許多常人的樂趣，我卻至今為這一選擇無怨無悔。

畢業(yè)以后不久，我來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第二年，我的丈夫攜孩子也隨調桂林，在同一所學校工作。光陰荏苒，不知不覺15年過去了，桂林已經(jīng)成為我們的又一個故鄉(xiāng)。盡管我們離母校更遠了，但我們從未忘記過培育我們成長的北大，也從未忘記過身為北大人所應肩負的責任。北大——這個永遠閃光的名字，對于我們既是壓力，也是動力。無愧于北大人，既是我們生活的信念，也是我們的座右銘。在我們生命的歷程中，北大永遠是我們心中不褪色的夢，北大所給予的一切都是我們一生受用不盡的財富。

此生何幸？身為北大人！

（收入謝冕、胡的清主編《北大遺事》，青島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