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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現，引發(fā)了人們的焦慮。人類勞動是否完全會為人工智能所取代？面對技術革新的時代巨變，人類該何去何從？人類與技術之間又有著一種怎樣的關聯？

本書是一部GPT時代電影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在梳理相關理論和運動影像史的基礎上，以影片、銀幕和觀眾三者的關系為框架，鎖定觀看行為這一方向，以《黑客帝國》等“元宇宙電影”為例，論述了電影技術、觀看行為以及人類感官機制的相互影響和共同進化。為人們深入理解電影這一現代媒介打開一個新視角，啟發(fā)人們對人類與技術之關系的思考。

作者：羅杰·F.庫克，美國密蘇里大學德國文化研究教授、電影學系主任。曾共同主編《維姆·文德斯的電影：影像、敘事與后現代情境》以及《柏林學派術語表：德國新電影辭典》。

譯者：韓曉強，電影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媒介研究公眾號“觀察者的技術”運營者。

“后人學譯叢”總序 i

中文版序言 i

導論 1

運動影像媒介與具身觀看行為 10

媒介融合與再媒介化 19

第一章?電影與具身心智 35

技術創(chuàng)生：生物與技術的共同進化 35

重估電影的維系性圖像 60

“意識是一種副現象” 73

媒介與心智的雙重時間性 83

對觀看行為的后電影反思 104

第二章?1900：電影改變了媒介格局 119

電影作為假體視覺意識 119

機械文化與運動影像 132

再媒介化：電影與文字的融合 148

電影與文字的暴政：弗蘭茨·卡夫卡 167

作家的視覺與攝影機–眼睛 168

第三章?2000：電影與數字影像 203

電影虛擬現實的跨媒介建構 203

運動、空間和時間的數字媒介化 216

電影與奇點意識 234

結論 251

參考文獻 266

術語、作品及人名對照表 283

譯后記 297

編者按：本文為《后電影視覺：運動影像媒介與觀眾的共同進化》的作者羅杰·F.庫克為該書撰寫的中文版序言。

《后電影視覺》中文版序言

《后電影視覺》一書的寫作計劃，源自我過去幾年研究工作中一道突現的靈光。從表面上看，書中的不同章節(jié)面向各種不同的學術訴求，可謂一種寬泛的集合，但它同樣包含了一種定向的努力，鎖定了電影研究中一個極其重要卻又常年被忽視的方面，即針對觀看行為（spectatorship）的研究。這種忽視與既有的電影接受理論前呼后應，使我的研究道路腹背受敵，也導致我采用了本書當中假定的綜合性方法。

通往《后電影視覺》的道路，始于我對情動理論（ affect theory）的興趣，以及我對支持這一信條的神經科學領域的探索。因此，我的電影分析更多集中在人們面對運動影像時的一種預知的、自動性的身體反應，或者說這種身體反應在對一部電影的整體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對觀看行為具身方面的關注，導致人們更深層地卷入認知科學的最新發(fā)現以及它們在其他學術領域激發(fā)的最新觀點當中。20世紀90年代大腦功能研究的爆炸式增長—所謂的“腦十年計劃”（1989年美國國會聯合決議第174號）—促使各學科的學者們重新思考以認知為中心的人類文化觀。在探索并將這一理論視角用于電影研究時，我遇到了相當大的障礙。因為認知主義電影理論已然存在著一個成熟的領域，可以追溯到25年前。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重要的電影學者開始反對宏大理論（grand theory）的主導地位，并轉向認知科學以尋求替代性的理論基礎。在其中的主要成員，如大衛(wèi)·波德維爾、克里斯汀·湯普森及諾埃爾·卡羅爾的推動下，認知主義電影理論已經作為有力的競爭者，在角逐電影理論之正統(tǒng)的各種方法中確立了自身的地位。在1995年，他們成立了一個電影學者的另類國際學會，并將其命名為“運動影像認知研究學會”（SCSMI），這一名稱與當時的主導學會，即“電影與媒介研究學會”（SCMS），在簡寫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也就是說，他們欣然接受了自己作為“將認知科學應用于電影的電影研究分支”的說法。

這一群體在電影研究中的強勢地位，于某種程度上扼殺了其他借鑒認知神經科學的相關方法的發(fā)展。就我而言，當我發(fā)展自己的理論方法時，該領域的同事都以為我是在 SCSMI組織的傳統(tǒng)認知主義框架內工作。然而，就研究神經科學而言，我的理論基礎恐怕與這批認知主義者完全相反。認知主義者們死抱著他們在 20世紀 80年代就引為令箭的古典認知模型，他們幾乎只關注對電影的有意識反應，而對發(fā)生在具身層面或前反思層面的感覺運動反應視若無睹。為了將我在神經科學方面的理論基礎與認知主義者的立場區(qū)分開來，我在 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正面回應了這一問題，其中的觀點建立在對柏林學派中近期德國電影人的研究之上。[ 這篇文章的名稱是《具身仿真、移情與社會認知：柏林學派對電影理論的啟示》（“Embodied Simulation, Empathy, and Social Cognition: Berlin School Lessons for Film Theory”），載《銀幕》（Screen），第 56卷第2期，2015年夏季刊，第153—171頁。]

雖然這篇發(fā)表在《銀幕》上的文章之要義，是為電影研究中另一脈神經科學基礎開辟空間而邁出的第一步，但它同樣揭示了某種需求，即我們需要以神經科學與媒介理論為基礎，對觀看行為進行更全面的說明。當我開啟這項工作的時候，很快就明白了這樣一種理論必須將電影的運動影像置于人類與媒介共同進化的更大圖景之中。該工作由此帶來了自身的挑戰(zhàn)。一方面，它在我的立場和認知主義者的立場之間確立了一個明確的分界。認知主義者堅持古典的認知主義心智論，認為心智處理的基本結構是通過適應和自然選擇進化來的，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穩(wěn)定不變。另一方面，它與近期媒介理論中對電影影像的主流觀點相抵觸。該領域的學者主要關注數字技術帶來的更顯著的變化，并且淡化了電影在人類與現代媒介的共同進化中發(fā)揮的作用。或許是受到認知主義者對電影接受之論述的影響，許多人接受了某種概念，即電影對觀眾的作用幾乎完全發(fā)生在現象意識層面?！逗箅娪耙曈X》的主旨在于糾正對電影影像的這種看法，并強調電影在人類與運動影像媒介的動態(tài)共同進化中應有的地位。

自最早的工具制造以來，技術的生產一直在推動人類的進化，這一富有爭議的主張，已經從神經科學、進化生物學、考古學和媒介理論中獲得了其絕大部分論據。在此，我認為有必要將我對人類與技術共同進化的立場牢牢地樹立在這一研究體系中，繼而轉向電影如何融入一個更大歷史的問題。本書的第一章奠基了這一基礎，同時還討論了人類的心智/身體如何對運動影像媒介作出反應并被其改變的具體問題。

在完成本書設定目標的過程中，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或許是找到一種方法來描述電影影像與人類處理運動影像能力的長期和逐步的共同進化。對這段歷史的全面描述，需要眾多學者的累積性工作，即每個人都要關注自己的特定專業(yè)領域。為此我決定將這一項目限定在整個過程中的某些關鍵節(jié)點（key junctures），以更好地揭示自電影技術發(fā)明以來一直伴隨著電影的共同進化動力學的內部運作。

當我開始確定影響這一進程的主要力量時，也決意將研究聚焦于媒介融合的兩個豐富時刻：一個是二十世紀初，一個是二十世紀末。我愈加意識到，媒介演進過程中所涉及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動力學如何反映了人類相應神經系統(tǒng)的變化模式。因此，在這兩個時期，首先是新生的電影影像，之后是完備的電影影像與其他主導媒介的融合，為觀察運動影像媒介如何影響人類進化提供了最佳時機。

當電影在1900年左右作為一種主要的文化現象而出現的時候，它與一直以來且至今仍屬于人類文化最具決定性的媒介—文字—產生了同步的交集以及沖突。有關電影出現時的文化對立情緒，尤其是它對文字的威脅，相關的論述早已汗牛充棟。然而，其中的重點幾乎完全放在文學以及其他高級形式的書面表達上。就我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新的運動影像技術與文字媒介本身的融合。我發(fā)現這是電影對人類文化演進之影響的最難以琢磨的方面。雖然電影對更高形式的文字（以及更廣義的文化）構成的威脅在當時被廣為討論，并且隨后被電影史學家充分記錄下來，但這兩種基礎媒介的融合卻極少得到關注。為了分析這一晦暗未明的動力學，我轉向了一位被許多人視為在此有悖常理的人物—弗蘭茨·卡夫卡。無論如何，作為一個職業(yè)生涯高度受制于官僚主義法定寫作形式的作家，卡夫卡對書面文字控制現代生活各個方面的事實有著密切關注。按照他自己的評價，他是一個高度視覺化的人，并且深深著迷于早期電影和這種新媒介所擁有的改變現代文化的潛力。在日記和文學作品中，他通常只以間接的方式來處理兩種媒介之間的沖突，以及該沖突對他身為一名作家的影響。

本書的最后一節(jié)探討了電影誕生一百年后，媒介融合與再媒介化的相應過程。在此情況下，對這一文化現象最詳盡的處理并非發(fā)生在書面文本中，而是科幻電影之中，這些影片既包含了新的數字成像模式，也反映了經過數字處理的影像和傳統(tǒng)電影影像之間的差異。在反思電影中運動影像之演進時，這些影片也闡明了隨著數字技術延伸到當代生活的更多領域，人類神經系統(tǒng)所發(fā)生的諸多變化。在探討世紀之交的科幻電影這一主題時，我的分析為這一時期那些廣受贊譽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視角，其中最值得深入的當然是《黑客帝國》。

從我最初對具身觀看行為的關注中逐漸演化出來的綜合性方法，最終導向了我們對數字時代人類經驗的看法，這是我在項目開始的時候未曾預料的。或許是最富有成效的洞察力揭示了后電影的觀看行為如何與數字時代的生活相匹配。隨著電影融入數字技術，它也促進了我們適應經數字改變的環(huán)境界面的能力。為了與項目的最初目標保持一致，我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電影和數字媒介都屬于一套現代媒介（modern media），它們對具身反應和認知反應的參與更為平衡，并且更好地反映了生活體驗是如何為日益復雜的技術所影響的。

——選自（美）羅杰·F.庫克著，韓曉強譯《后電影視覺：運動影像媒介與觀眾的共同進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GPT時代電影理論的奠基之作，承前啟后型學術研究的樣板讀本。本書以影片、銀幕和觀者之關系為研究框架，以觀者為核心，在梳理相關名家論述和活動影像史的基礎上，不僅在神經生物學和再媒介化理論的鏡像整合中將電影的具身研究落到實處，而且也在對“人機（包括新舊媒介）交互”雙重進化的論述中奠定了后人類電影情動形態(tài)的硬核邏輯。

——李迅 中國電影資料館資深研究員

當數字技術重置了媒介格局、電影銀幕改換為各種電子界面，影片生產從古典美學向奇觀美學轉場。本書應和“后電影”理論思潮，在20世紀初和20世紀末兩個時間點上著筆，探研電影的再媒介化過程，論說技術與觀看行為和人類意識的雙重進化，更新了我們對當代電影形態(tài)及視覺感官機制的認知與思考。

——楊遠嬰 北京電影學院資深教授

無論電影是否發(fā)明過，人們都不可能用同一個視覺來觀看圖像。不存在一個仿佛物理學實驗室中的實驗樣品那樣均質的、普遍的和恒定的視覺，視覺本身處在一種張力和不純粹中?！逗箅娪耙曈X》嘗試從兩個方面突破人們對電影的偏見。第一個偏見是：非光學照相的影像就不再是電影。電影恰恰在媒介技術中不斷演化、重生和蛻變。第二個偏見是：視覺是一種被動的、內在的、服從于神經化學規(guī)律的機能。這只是認知科學過于完美的假設。

——李洋 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

電影作為一種現代媒介，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與人類交互影響、共同進化。20世紀初，電影經過一系列發(fā)展與進化，挑戰(zhàn)了既有的文字媒介，改變了媒介格局；20世紀末，數字電影的誕生，給人們帶來了全新的感知體驗。

羅杰·F.庫克的《后電影視覺：運動影像媒介與觀眾的共同進化》聚焦于觀看行為這一常常為人所忽視的角度，探討了電影從20世紀初至20世紀末的發(fā)展歷程，論述了電影技術、觀看行為以及人類感官機制的相互影響和共同進化。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以大量我們耳熟能詳的電影為例，剖析不同時期的電影給人們帶來的感官體驗，并從觀眾觀看行為的發(fā)展變化中，探索日益復雜的技術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體驗的。讀完此書，我們會對電影這一現代媒介以及人類與技術之關系產生全新的理解。

編者按：本文為“后人學譯叢”的主編藍江教授為該叢書撰寫的總序。

“后人學譯叢”總序

我們如此徹底地改變了環(huán)境，以致現在我們必須改變我們自己。——諾伯特·維納

我們或許正處在一個新技術變革的前夜，我們看到了ChatGPT和Midjourney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產品的出現，驚嘆于它們正在以神乎其技的能力，將人與非人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人類在世界上的獨特性地位似乎在一夜之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此外，生物技術，尤其是基因技術、胚胎技術、克隆技術的發(fā)展，讓人類生命變得具有多樣性。機械和自動化技術，也試圖彌補人類留下的不足，譬如，利用特定的色彩頻譜分辨器，來幫助色盲人士辨別出普通人能分辨的顏色。埃隆·馬斯克宣布的在猴子身上做的腦機互聯實驗，讓人們看到原來在哲學和心理學上相對獨立和封閉的自我意識的奧秘的大門，也在一步步打開，成為可以被人類技術掌控和改進的領域。還有數碼化的智能增強、智能環(huán)境、無人駕駛等新一代技術革命，仿佛正在做出下一個時代的宣言。無論這些技術多么炫目，仍有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擺在我們每一個擁有有機身體的人面前：在巨大的技術革新面前，人類何去何從？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已經不能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智能技術剛剛興起時那么輕松。在控制論之父諾伯特·維納看來，今天的人類，似乎已經不能完全適應于新技術的發(fā)展，當技術突飛猛進的時候，有一個天然的屏障，即我們總是通過這具肉身去感知和理解世界，一旦這具肉身成為我們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最后障礙，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人類本身也需要進行技術改造？就像安德魯·尼科爾的電影《千鈞一發(fā)》（Gattaca）一樣，那些被基因工程改造過的新人類才是那個時代的正常人，相反，沒有能力得到基因改造的自然人反而成為這個世界上的殘次品。

當然，除了基因改造之外，通過技術融合的賽博格（Cyborg）也成為人文學術界關心的重要議題，這不僅體現為美國理論家唐娜·哈拉維（Danna Haraway）在 1983年發(fā)表了著名的《賽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而且體現為賽博格成了各種科幻作品的主題。例如日本著名導演押井守在 1995年改編了士郎正宗的同名漫畫《攻殼特工隊》（Ghost in the Shell）的動畫電影，魯伯特·山德斯于 2017年將其改編成真人版電影，其故事情節(jié)就是隨著通信網絡技術和人體電子機械化技術突飛猛進，賽博格人類變得越來越流行。無論是犯罪還是警方的追捕都需要建立在這種新的賽博格技術上。

隨著這些技術的迅猛發(fā)展，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一些問題。例如，經過基因改造和電子機械化的人類還是人類嗎？倘若如此，人類是否還具有存在的獨特性，是否仍然掌握著凌駕在其他物種之上的優(yōu)勢地位？我們如何與這些非人生命和種族共存？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僅僅成為藝術家和小說家日漸關心的主題，也成為理論家和思想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大致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

1.人與非人的界限

在阿甘本的《敞開：人與動物》（The Open: Human and Animal）中，阿甘本就借用了末世怪獸的形象，說明了人與非人之間的界限將逐漸變得模糊。特別是當他運用德國生物學家馮·尤克斯考爾（Von Uxküll）關于環(huán)世界（ Umwelt）的研究時，他發(fā)現人的存在不僅在于自己的內在生命，而且在于通過某種外在的技能，將自己納入一個環(huán)世界之中，環(huán)世界不同于外在世界，它是讓人類得以棲居的設計，人類倚靠自己的技能和技術，筑造了我們的現代世界。不過，一旦這種技術不僅僅由人類完成，其他的非人生命，如人工智能也參與這個過程，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斷定這個世界仍然是人類本身的世界，是按照人類本身的身體條件筑造的世界？如果由非人類筑造的世界反過來要求人類的身體和基因與之相適應，并不得不改造自己的身體和器官，那么人類是否還像法國哲學家梅洛 -龐蒂描述的那樣，通過身體來建立一個世界的意義？在奈飛（Netflix）的系列動畫片《愛，死亡和機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二季的第一集中，人類生活在一個高度智能化的未來環(huán)境中，但人類能安逸地生活在其中的前提是，能夠被后臺的智能系統(tǒng)識別成有資格的生命體，一切沒有被識別的生物，都會被瞬間消滅掉。那么，這種表面上的安逸實際上與我們的身體被迫適應于后臺的智能系統(tǒng)是對應的。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主體，還是被智能系統(tǒng)豢養(yǎng)的寵物？實際上都需要我們認真地思考。

2.生命與后人類

在后人類的諸多問題中，最核心的當然就是生命問題。法國哲學家喬治·康吉萊姆（George Canguilem）在其名著《正常與病態(tài)》（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中指出，生命從來不是在安逸舒適的情形下綿延，相反，病態(tài)才是真正生命的開端，生命是在環(huán)境變動下的適應能力。簡言之，通過康吉萊姆，我們理解了生命從來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不斷在變動中演化。比如新出現的病毒，當然會給人帶來致命的威脅，一旦我們不是以單個生命，而是以整個人類為對象，就會發(fā)現，在大的疫情過后，人類建立起了對這種特有病毒的免疫機制。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發(fā)現，相對于病毒出現之前，人類的生命機制發(fā)生了進化。這樣，在今天的人類和所謂的后人類之間也沒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因為所有的人類都會在技術發(fā)展的過程中表現為進化，而且人類也會根據自己的目的來進行特定的進化。

3.后人類的技術進化

這個問題是后人學（post-humanities）的核心問題，因為根據上述問題，我們應該將人類看成不斷生成和進化的物種，那么，人類的身體改造和進化，本身就囊括在人類學之中。人類需要改造自己的身體，就跟人類要使用機器一樣，這正是一種技術進步的要求。一個多世紀之前，人們會認為鐵路的修建會破壞風水龍脈，而今天高鐵已經成為我們必備的交通工具?；蛟S，某種機器外骨骼，經過機器改造的數字視網膜，甚至經過智能加強的大腦，會成為未來人類的必要工具。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其《技術與時間》（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第四卷中，提出未來技術性的體外進化，會逐步取代人類本身的生物性的體內進化，人類更是通過生物技術、通信技術、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等改造和進化的新人，在今天的人類看來，這些新人就是后人類的賽博格。

我們可以將上述的這些問題，統(tǒng)一歸結為后人學問題。這不僅是對唐娜·哈拉維、布拉多蒂、海耶斯等人提出的后人學問題的回應，也是從當代中國智能技術、生物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fā)展出發(fā)，思考這些技術帶來的沖擊。這些技術的沖擊不僅僅體現在純粹技術層面，也深刻地改造著我們的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學、教育學、政治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因此，編輯這樣一套叢書，對于當今許多中國學者來說，也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在此，我們希望通過引入一批在國內具有影響力的后人學著作，結合中國當下的處境，給人們一種借鏡，來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后人學知識體系。這是一個十分宏大的理論任務，需要理論界、出版界，甚至大眾傳媒一起通力協作，來面對后人學帶來的挑戰(zhàn)。

藍江 2023年3月于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