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與基本概念
隨著近代工業(yè)、手工業(yè)、交通運輸業(yè)、商業(yè)等實業(yè)的發(fā)展，到民國時期，資方、雇主與工人或雇員的關系實際上已構成社會網(wǎng)絡中最基本與最重要的生產關系和人際關系。勞資共處同一經濟/協(xié)作體中，因經濟利益不同而產生矛盾、沖突，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勞資間矛盾與合作關系的表象背后實則有著復雜的問題域，蘊含著社會走向的答案。勞資關系雖然由與其直接相關的權、責、利左右，但又往往牽涉其所處的外在環(huán)境，勞動立法、金融政策、經濟政策與狀況、黨政關系、社會網(wǎng)絡、政治與經濟地位、地域文化、工商管理，甚至農村社會狀況、全球經濟等諸般因素，均能影響勞資之間的沖突與合作。勞資關系成為評價社會是否有序發(fā)展的重要指征。勞資關系是上述各要素的綜合反映，而勞資關系研究本身則涵蓋了上述各類問題。
勞資關系是工薪社會中最基本的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勞資關系的研究必須始于“正名”?！皠凇薄百Y”與“勞資關系”，既是全稱判斷，又有具體所指，研究必須戒絕全稱肯定判斷、全稱否定判斷與具體所指的混淆。
“勞工”一詞有廣、狹義之分。狹義為，在工廠從事生產以謀生計者；廣義為，以勞動換取工銀維持生計者。南京國民政府實業(yè)部勞動年鑒編纂委員會曾將農民也列入勞工范疇。民國時期，有學者將工業(yè)勞動者、農業(yè)勞動者與居間工作者，統(tǒng)歸于勞工之列。其中，居間工作者包括運輸、碼頭、店員等。還有學者將一切“自食其力”者稱為勞工。比如，“所謂勞工不單指在工廠里用力的人說，就是用心的如學校教授、出版社、報館記者無一不是勞動分子”；“凡執(zhí)其藝以發(fā)揮其本能而為社會勞動服務者，皆謂之勞工”。所謂“勞工”或“工人”、“職工”、雇員，采納民國時期大多數(shù)學者的共識與勞動法的相關界定，指除農民之外，所有以勞動換取工錢者，其主體為產業(yè)工人與職業(yè)工人。凡雇用勞工、職員者，即為資方或雇主，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者亦為資方。
從資本屬性論，“資”分外資、民族資本所有者兩大類；民族資本又分為國有資本、省市所有制資本、私人資本。私人企業(yè)中還有一種黨政官員入股的企業(yè)。有關研究表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以前，中國的工礦企業(yè)中民營經濟占有絕對優(yōu)勢的地位，除了交通郵政以及軍工行業(yè)以外，國有工礦企業(yè)不僅為數(shù)甚少，而且基本上還不存在大型的國有企業(yè)和國有企業(yè)系統(tǒng)”；全面抗戰(zhàn)時期及全面抗戰(zhàn)勝利后，國有企業(yè)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則日益上升。因此，應加大探求國企勞資關系的力度。
從實業(yè)性質論，“資”又可分為產業(yè)資本與職業(yè)資本(金融、服務類)。與之相應，工人或職工分屬不同性質與種類的企業(yè)。此外，盡管身處同一企業(yè)之中，工人/職工尚有工種之別。除前面提及的外，張瑞德按工人業(yè)別、工種、職工界別、年齡、性別、宗教政治信仰、個人際遇、地域，分別考察全面抗戰(zhàn)時期大后方工人的民族與階級認同，也是嚴謹之作。然而，這類研究數(shù)量與民國時期學者所留下的大量調查文獻實不相符。當然，對資方的分層研究也亟待加強。
與勞、資的分型對應，勞資關系同樣也分為不同的類型。類型化研究能夠將勞資關系建立在歷史的、具體的史實之上，避免大而化之的結論。
從不同屬性來看，勞資關系有三重含義：一是“車間”內(工作領域中)的勞資關系；二是社會結構層面的勞資關系；三是革命話語中的勞資關系。
由第一層面而論，勞、資共處同一經濟體中，因經濟利益等訴求不同而產生矛盾、沖突，又因互利、共生而達成合作。勞資沖突(爭議)表現(xiàn)為雙方主要因工資、待遇、雇用與解雇、工作制度而產生糾紛、怠工、罷工、停業(yè)。糾紛目的在于實現(xiàn)某種要求，罷工、停業(yè)為達到目的的方法與手段。降低生產成本與提高待遇，是勞資雙方的永恒矛盾，但這并不代表雙方不能建立良好的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
勞資合作的表現(xiàn)形式大體分兩類：(1)勞資雙方和諧相處，保障企業(yè)正常運轉；(2)通過勞資雙方直接磋商或第三方的溝通，勞資沖突或稱勞資爭議(糾紛、停工、怠工、罷工)的解決就是勞資合作的實現(xiàn)。勞資合作能夠達成的原因無非四點：(1)資方主動或被動實行惠工舉措、提高待遇、采納工人建議?！皠谫Y合作”并非雇主的口號與空頭支票，一些雇主開辦醫(yī)院、俱樂部、圖書室、浴室，采納八小時工作制，以福利勞工；申新三廠甚至營建工人新村，極力營造勞資和諧的企業(yè)氛圍；商務印書館、英美煙公司也曾以米價上漲幅度為加薪標準。(2)職工主動提出或被動接受降薪與減低待遇。(3)勞資共同妥協(xié)，達成互適關系。比如，1933—1936年上海市因團體協(xié)約而罷工停業(yè)的案件，半數(shù)以上均因勞資雙方互相讓步而結束。(4)勞資雙方采取一致行動，共同對外。勞資合作就是建立在認同企業(yè)發(fā)展與自身利益基礎之上的互助與妥協(xié)。勞資關系恰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兩者共同推動經濟增長與社會有序發(fā)展。
由第二層面而論，勞、資是民初以來社會結構的主體與核心組成部分。與資方明確地認識到自身社會價值不同，工人對自身的群體認同、社會價值的體認則經過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
由第三層面而論，勞資關系從屬于政黨政治，各政治派別通過賦予勞資關系不同的意義，通過工人運動，實現(xiàn)其政治目的，甚至再造新型的勞資關系。
本書從生產領域、社會結構、革命話語三維視角，以“國統(tǒng)區(qū)”政治板塊為主要論域，探析勞資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有利于建立1912年至1949年間勞資關系的整體知識結構，有助于厘清勞資之間的真實關系；可以為探析不同黨派、不同時期國民政府社會動員與控制能力、執(zhí)政能力提供新視角；進而為改變原有思維定勢，在理論層面上詮釋民國以來中國社會的走向，提供可資討論的范式。
就現(xiàn)實意義而言，本書能為當今各級政府防范社會矛盾激化、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應對思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有體制工人漸行解體，植根于“三資”、民營企業(yè)的“新工人”日益成長，存在成為一個“新工人階級”的可能性和風險性。所謂“階級”，不過是“生存共同體”的代名詞。在相同環(huán)境中生活的人們，自然有相近的生活方式、相近的價值觀、相同的利益關系，由此衍生出對整個群體的認同，甚至是對集體的忠誠。在公有制體制下，工人階級是國家、工廠的主人；然而，在“三資”企業(yè)中，工人與廠方是契約、合同關系。雖然中央政府頒布、實施了勞動法，但大量企業(yè)，特別是外資與私有制企業(yè)仍然強烈反對職工建立工會，不愿與職工訂立合法的勞動合同，引起職工不滿以至憤恨。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甚至總工會出于護稅、引資與維護治安之需，更傾向于保護資方利益，非公有制下的職工由此將政府、總工會視為資方的同伙而加以反擊。近幾年來，社會學、政治學界均認為非公有制體制下出現(xiàn)了“新工人階級”的雛形，甚至將一些勞資沖突導致的工人群體事件視為“新工人階級”出現(xiàn)的重要表征?！靶鹿と穗A級”并不認同政府與企業(yè)，僅認同自身的經濟與政治權益。本書有可能為解析新型勞資關系，調整政策導向，正確認識與有序處理日益凸顯的勞資矛盾、保障職工權益，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為防止社會階層的分化，保障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又好又快”發(fā)展，提供應對思路。
節(jié)選自田彤《生產關系、社會結構與階級：民國時期勞資關系研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