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石窟創(chuàng)造者供養(yǎng)人的角度對巴蜀石窟重新解讀。所謂供養(yǎng)人，是指提供資金、物品或勞力開鑿石窟的人。本書分為初入、生蓮、大佛、亂世、梵音、涅槃6個章節(jié)。作者尋訪了大量四川、重慶荒野中的石窟，并對石窟進行分期，勾勒出不同時代的造像題材與風格，第一次將視角放到供養(yǎng)人上，揭示石窟供養(yǎng)人的希冀、哀傷、歡喜，往往會決定石窟的題材。作者通過對巴蜀石窟題記的解讀與辨識，找尋出近百位供養(yǎng)人的故事，通過他們的故事，串聯巴蜀石窟的脈絡，還原其生活與時代。四川石窟藝術的題材、藝術的變化與供養(yǎng)人的身份有直接關系。
蕭易，1983年生于江蘇揚州，畢業(yè)于四川大學中文系。《中國國家地理》《南方周末》等報刊專欄撰稿人，出版有《空山——寂靜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國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與1939/1941年的廣漢》《尋蜀記：從考古看四川》等書。
001 開石窟的人
京華冠蓋，不絕于路（隋 — 盛唐）
016 廣元千佛崖：大唐官吏開巴蜀石窟之風
016 唐朝官吏帶來石窟風尚
022 皇澤寺 ：四川少見的中心柱窟
025 蜀王楊秀與則天武后
030 大唐王朝興衰的晴雨表
040 巴中石窟：長安不見 河西駝鈴
040 撿來的隋朝佛像
042 長安不見使人愁
053 循米倉道入蜀的唐朝官吏
058 來自河西走廊的涼商
067 米倉道上的天寶遺事
067 員外尉王偉
069 歷史碎片
073 留下題記或是面容
079 蒲江石窟：皇帝、胡人與供養(yǎng)人
079 隋大業(yè)十四年
082 兩京的粉本，西域的胡人
089 最大膽的唐代供養(yǎng)人
092 廣安沖相寺：刺史、郡守與破賊僧
092 廣德年間的叛亂
098 巴蜀唯一的隋代定光佛
102 巖壁上的史書
集社結邑，開龕祈福（盛唐 — 中晚唐）
115 營山透明巖：供養(yǎng)人安祿山謎案
115 令人困惑的安祿山
119 姓名雷同或余情未了？
123 造像與毀佛
130 佛佑眾生：唐朝的集社與結邑
130 天寶十三載的集社
136 從皇室到民間 ：平高里的善男信女
143 經幢上的唐人信仰
147 夾江千佛巖 牛仙寺：青衣江畔的唐代風情畫
147 中國大地遍地“千佛”
156 解讀《營造法式》的線索
160 那些抵御南詔軍隊的武將們
162 農田里的三千佛影
168 唐代古剎造像傳奇
168 洪水“沖出”龍興寺
173 石筍山，歷時四年的開龕
183 花置寺，正在隱去的唐人面龐
184 磐陀寺，因戰(zhàn)亂戛然而止
大佛林立，彌勒盛行（盛唐 — 中晚唐）
196 樂山大佛 天下第一佛
203 大佛之國：樂山大佛和它的兄弟們
203 牛角寨大佛，深山中的半身大佛
206 榮縣大佛，鮮為人知的第二大佛
209 半月山大佛，巴蜀耗時最久的大佛
212 潼南大佛，僧人道士三百年接力
214 它們是不是樂山大佛的藍本？
金戈鐵馬，亂世離苦（中晚唐 — 五代）
228 崇賢里的廣明二年
228 千秋萬歲，壽命延長
235 九戶人家，聯合造像
237 傾聽者與拯救者
243 咸通六年：大唐都虞候與資中石窟
243 北方天王背后的亂世
253 撥云見日的錄事參軍
258 來自敦煌莫高窟的信仰
266 內江石窟：晚唐風雨 五代離歌
266 圣水寺，唐人徐慶與阿謝往事
271 資圣寺，循古道而來的中原風尚
278 東林寺，千手觀音冠巴蜀
285 高粱寺，遠遷蜀地的戎昭軍將士
市井生活，人間情趣（宋代）
296 安岳石窟 ：隱秘的佛息之地
296 楊義的臥佛院之旅
302 中國最集中的摩崖經窟群
307 九死一生的比丘懷真
309 削發(fā)為僧的孫孔目
316 在佛祖身邊占據一席之地
321 中國晚期石窟的代表作
337 大足石刻 ：宋代市井中的石窟史
337 右手握兵器，左手持佛經
341 中國宋代造像的絕巔
352 石篆山莊園主嚴遜
358 化首岑忠用的煩惱
365 經變故事，宋人的生活史
372 圣壽本尊殿僧人趙智鳳
日暮殘陽，星星落落（明代）
387 瀘縣玉蟾山 ：鐵騎下綻放的蓮花
387 明代石窟鳳毛麟角
389 家家念彌陀，戶戶拜觀音
397 明人筆記小說中的鮮活生命
398 一代代供養(yǎng)人的身影
開石窟的人
公主
大唐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三日凌晨，夜色如墨，冷雨拂面，長安城禁苑延秋門緩緩開啟，71歲的唐玄宗與嬪妃、皇子、皇孫、公主，以及內侍、宦官、御林軍，趁著夜色逃離長安。永和公主也在逃難的人群中，她是太子李亨與韋妃之女，玄宗的孫女。
當晚，龐大的隊伍宿于金城縣槐里驛（今陜西省興平市），縣令早已不知所蹤，附近百姓送來糲飯，皇子公主爭以手掬食，一搶而空，晚上不分貴賤，枕藉而寢。十四日，玄宗一行到達馬嵬坡，士卒嘩變，處死宰相楊國忠，逼迫楊貴妃自盡。玄宗無奈，令人草草掩埋貴妃，繼續(xù)西行，經陳倉、兩當、勉縣，取道金牛道入蜀，從綿谷縣（今廣元）渡桔柏江到益昌縣（今昭化），途中有個叫觀音崖的地方，江邊巖壁星星落落懸著幾個龕窟。
桔柏江畔，永和公主想到這一路坎坷，不知何時才能回到故土，遂舍了些錢財，雇來工匠開龕。開龕耗時日久，永和公主自然不便久留，交代工匠幾句，即隨玄宗而去，途中，父親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遙尊玄宗為太上皇。幾個月后，這龕造像完工了，工匠在龕楣刻下五個楷體大字：永和公主造。
幾年前，在一次文物調查中，我得以近距離觀察永和公主龕，龕高1.1米，寬0.84米，中央設壇，一佛二菩薩立于仰蓮座上，菩薩高矮不一，在唐代就算再普通的家庭，捐資的造像也不會如此寒酸，這恰恰是“安史之亂”中唐朝皇室狼狽不堪的見證。近一個月的流亡，饑餓、困頓、屈辱、死亡如影隨形，他們中的許多人紛紛舍財開龕。觀音崖不少供養(yǎng)人當與這些逃亡者有關。觀音崖第39龕亦為一佛二菩薩，龕楣有則題記：左戍衛(wèi)翊府郎蜀郡聶觀敬造。唐朝太子出行，左右翊府郎班劍隨行，聶觀看來曾在長安任職，輾轉來到了蜀地。
永和公主龕，給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巴蜀石窟中有哪些供養(yǎng)人，階層狀況如何？不同地域、年代的供養(yǎng)人，有無明顯差別？所謂供養(yǎng)人，是佛教中出資開鑿石窟、繪制壁畫、妝彩佛像的功德主，他們或在石窟中的角落里雕刻自己與家族、親眷、奴婢的肖像，稱“供養(yǎng)人像”；或在龕窟、龕楣留下題記，記錄開龕原委、心事愿望?！抖鼗褪吖B(yǎng)人研究》記載，莫高窟現存洞窟中有供養(yǎng)人畫像的有281個，畫像總數超過了9000身。
此后的幾年中，我重新對巴蜀石窟進行調查，并著重尋找供養(yǎng)人信息：廣元千佛崖、皇澤寺，巴中南龕、西龕、水寧寺，旺蒼佛子崖，蒲江飛仙閣、龍拖灣，營山透明巖，夾江千佛巖、牛仙寺，內江圣水寺、資圣寺、東林寺，資中重龍山、御河溝，大足寶頂山、北山、石門山，安岳茗山寺、臥佛溝、毗盧洞，瀘縣玉蟾山……我的行囊中，通常只有幾本出版于20世紀80年代的關于巴蜀石窟的簡單指南，以及雜志上發(fā)表的論文。并非我有意偷懶，有關巴蜀石窟的史料實在少之又少，我那簡單的行囊，實是巴蜀石窟研究成果的縮影。
巴蜀地區(qū)除廣元、巴中、夾江、大足外，許多石窟還未出版總目，供養(yǎng)人信息就更鮮為人知了。經過幾年調查，結合《八瓊室金石補正》《金石苑》等金石學著作，以及前人的研究資料，我整理出數百位供養(yǎng)人信息，他們或在石窟中留下形象，或在龕壁、龕楣寫下題記。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有“千人一面”的情況，即服飾、頭飾基本一樣，相貌也千篇一律，巴蜀石窟的供養(yǎng)人也存在這個情況，單憑石刻雕像，我們很難判斷其準確身份；題記內容則十分豐富，供養(yǎng)人的官職、籍貫、家庭，乃至祈請，一一可見。
官吏
永和公主開龕前，廣元皇澤寺與千佛崖兩處巖壁的石窟早已密如蜂巢了。開元三年（715），太子左庶子韋抗出任劍南道按察使、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與劍南道的官吏一起，在千佛崖營造大云古洞與韋抗窟；
開元八年（720），名臣蘇颋赴蜀中任職，也在千佛崖開龕。唐代千佛崖供養(yǎng)人的身份，尚能看到利州刺史、劍州刺史、果州刺史、巴州刺史、利州長史、利州錄事、利州參軍、金水縣令、朝議大夫、內府令、轉運使等。
利州（今廣元）是金牛道要沖，也是溝通中原與蜀地的官道，京華冠蓋，往來不絕，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千佛崖、皇澤寺的早期供養(yǎng)人大多是來自京師的官吏，特別是韋抗、蘇颋、畢重華等大員。這些來自京師的隊伍中往往不乏技術精湛的畫師工匠，最易將長安、洛陽的流行題材帶入西蜀。
同為入蜀門戶，米倉道上的巴州（今巴中），雖隋代就已有開龕，但直到唐代才出現明確的供養(yǎng)人信息，且官吏依舊占了很大比重，但大多品階不高：開元二十三年（735），化城縣縣尉黨守業(yè)開鑿釋迦牟尼一鋪；開元二十八年（740），化城縣主簿張令該在南龕造像；京兆尹嚴武出任巴州刺史，也于乾元二年（759）為父嚴挺之造觀音菩薩。
晚唐年間，唐王朝陷于與南詔、吐蕃的戰(zhàn)爭泥潭，金牛道一度中斷，米倉道的地位愈發(fā)重要。廣明元年（880）12月，黃巢義軍占領東都洛陽，唐僖宗倉惶入蜀，戶部尚書張袆也在南龕開龕，講述自己顛沛流離的經歷。巴中石窟中諸如毗沙門天王、分身瑞像顯示出與河西走廊的聯系，或許不少供養(yǎng)人是遠道而來的西涼商人。
從利州、巴州兩地供養(yǎng)人來看，官吏占了多數，這并非偶然。四川有題記的初盛唐龕窟，供養(yǎng)人的身份大多是官吏，且往往由外地赴任：在偏遠的翼州，貞觀四年（630），翼州刺史、上大將軍李玄嗣與翼針縣令范孝同、翼水縣令席文靜、左封縣令劉保德等開龕祈福；開元四年（716），渠州諸軍事主長史丁正已與朝散大夫張承觀、司法參軍王守忠等在沖相寺開鑿七佛龕。
社邑
就在玄宗入蜀前一年，西蜀通義郡丹棱縣一個偏遠的山頭，院主文龍戴、上座王智達領著眾多社員，為大唐王朝與唐玄宗祈福。丹棱劉嘴第53號千佛龕，供養(yǎng)人姓名密密麻麻，有數十位之多，他們是來自平高里的鄉(xiāng)民，在高僧清照的帶領下從事佛事活動。
中晚唐時期，集社造像在西蜀腹地頗為流行，唐代“社”“社邑”流行，又有親情社、女人社、坊巷社、香火社之分，團體成員共同造佛像、建寺院、誦佛經、做齋會。元和年間，邛州磐陀寺，申五娘、郝十三娘、李十七娘、楊五娘等造阿彌陀佛；營山透明巖，陳氏、羅氏、顧氏以及20余位女弟子舉辦齋會，其組織形式似乎與唐代敦煌的女人社類似。
個人、家族開龕風氣亦繼續(xù)流行，供養(yǎng)人的身份卻發(fā)生了顯著變化，來自長安、洛陽的大員幾乎消失，低級官吏、商賈、販夫、村民等成為主流：唐永泰元年（765），村民周七奴叔伯早逝，手足陰陽相隔，遂舍去家中田產，捐資開龕；元和十五年（820），杜漸與妻何氏、后妻楊氏，在夾江縣牛仙寺造八部龕一所；大順元年（890），渠州大竹場衙典馮可振路過太蓬山，捐資開鑿千手觀音。
開元初年，僧人海通營建樂山大佛，斷斷續(xù)續(xù)歷時七十載才得以完工，在此期間，兩任西川節(jié)度使章仇兼瓊、韋皋先后捐出俸祿。大佛耗時日久，所費不貲，蜀地的商賈、船工、走卒、販夫、文人、農夫都曾加入其中，聚少成多，集腋成裘，他們或許才是隱形的供養(yǎng)人。蜀人不僅開鑿出了中國史上最大的佛像，他們還創(chuàng)造出一個大佛群落，盛唐之后，榮縣大佛、半月山大佛、閬中大佛、仁壽大佛、潼南大佛等相繼開鑿。
武將
晚唐五代石窟，大多分布于東大路沿途，出成都東門，五里一店，十里一鋪，經簡陽、資中、內江到重慶。資中古稱資州，是唐時軍事重鎮(zhèn)，咸通六年（865）四月，都虞候馮元慶來到重龍山北巖院，請工匠鐫刻了一龕毗沙門天王，在軍中任職的他，或許正為唐朝的戰(zhàn)事憂心忡忡。景福元年（892），昌州刺史、靜南軍使韋君靖也與諸多將士一起在昌州龍崗山開鑿天王，期望能在亂世中求得安寧。
五代供養(yǎng)人中，武將占了很大比重。普州臥佛院，軍事衙推王彥昭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希望亡者從地獄解脫；在愛敬院，都虞候鄧幸牧用眾多佛像化解心中的恐懼；在清溪縣高粱寺，戎昭軍將領楊承進、楊承初與縣令楊釗等人一同開鑿西方凈土變。戎昭軍的歷史，《十國春秋》有載，高梁寺的這則題記，可補史書之闕。
自朱溫滅唐建立后梁以來，中原金戈鐵馬，兵連禍結，西蜀大地雖相對安寧，卻也是諸侯割據：成都的王建，昌州的韋君靖，利州的李茂貞。五代亂世，武將或許比普通人更能感受到戰(zhàn)爭的殘酷與死亡的恐懼，戎馬一生、朝不保夕的生活，加深了他們對佛教的依賴，卻也是他們脆弱內心的見證。
鄉(xiāng)紳
南宋紹興年間，昌州大足縣北山，巍峨的多寶塔完工了。紹興十八年（1148），家在大北街的鄉(xiāng)紳何正言與妻子楊氏、兒子何浩在多寶塔中開鑿觀音菩薩。何浩自幼飽讀詩書，早些年通過鄉(xiāng)試、府試兩級選拔，只是參加禮部的進士科考試未能擢第（故題記稱鄉(xiāng)貢進士）。
何正言生活的南宋，老百姓既信道，也崇佛，佛道諸神一同庇護著蕓蕓眾生。何正言也是如此，他曾在城南廣華山捐資造后土三圣母，后土三圣母是主管子嗣的神靈，何浩功名有成，讓何正言發(fā)愁的，是否因何浩未有子嗣？石窟給了我們想象的空間。
何正言的生活軌跡終止于1154年。北山觀音坡第1號地藏、引路王龕中，有一則“亡……何正言”題記。地藏、引路王菩薩通常為亡者而開，因此推測何正言死于1154年前。何正言的生平，不見于任何史書記載，幾龕石窟，幾則題記，一位鄉(xiāng)紳的希冀與煩惱，隱約可見。
宋代的昌州，街道交錯縱橫，民居鱗次櫛比，街上車水馬龍，百肆云集，富足的生活令市民有余力開龕。正北街的陳升與袁氏萬一娘在多寶塔造了如意輪觀音；正東街的張輝與劉氏，在北山造了藥師佛；左朝散大夫張莘民、昌州錄事參軍趙彭年以及王升、陳文明等人，則協同開鑿轉輪經藏窟，現編號北山136龕，被譽為“中國石窟藝術皇冠上的明珠”，工匠胥安自潁川而來，帶來了中原地區(qū)精湛的雕刻工藝。大足城外，莊園主嚴遜苦于鄉(xiāng)野之處無處禮佛，干脆買下石篆山，延請著名文氏工匠開龕，以作水陸法會之用……
宋代不同階層、不同行業(yè)的供養(yǎng)人，都樂于在石窟中留下形象，鐫刻題記。他們娓娓道來，家在哪條街、娘子是何人、家境是否殷實，借助這些信息，憂國憂民的任宗易，三教融會的馮楫，一擲千金的莊園主嚴遜，插科打諢的岑忠用，三代開龕造像的楊才有、楊文忻、楊伯高……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出現在我們面前。宋代都市經濟發(fā)達，市民階層興起，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那些跨越時空的供養(yǎng)人，讓我們看到了《宋史》以外的歷史細節(jié)。
尾聲
安史之亂與黃巢起義中，叛軍兩次攻占長安，唐玄宗、唐僖宗入蜀避難，大唐帝國陷入一場亙古少見的動亂之中。兩次歷史事件，既決定了唐朝走向，也影響了中國石窟的脈絡，北方盛極一時、美輪美奐的石窟相繼衰落，巴蜀繼之而興，將石窟的歷史延續(xù)數百年之久。如果說北方、中原寫下了中國石窟上半部歷史，巴蜀就是下半闋。
巴蜀石窟的總數堪稱全國之最，且分布廣泛，單是一個縣中就有數十個石窟點。云岡、龍門的石窟幽深、龐大，頗具皇家氣度，相比之下，巴蜀石窟分散、零碎，且以淺龕為主。這自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供養(yǎng)人的變化，或許也是重要原因。盛唐之后，巴蜀供養(yǎng)人的身份，以低級官吏、僧侶、商賈、販夫走卒為主，且結社流行，石窟的開鑿多出于發(fā)愿者個人或者家庭的愿望，而少有政治的色彩，早期兼有修行與禮佛雙重功能的石窟寺已經退化，大量以發(fā)愿、祈福為目的淺龕隨之出現。
諸多供養(yǎng)人的發(fā)現，也給了我們具體的視角，去管窺石窟背后的故事，乃至補史料之缺，比如永和公主龕，便補充了《新唐書》之缺。永和公主的生平，《新唐書·諸帝公主傳》記載極為簡略：“永和公主，韋妃所生。始封寶章。下嫁王詮。薨大歷時?！碧热舨皇沁@則題記，我們或許很難知曉她在“安史之亂”中的離愁與困苦。眾多小人物更是如此，他們卑微渺小，卻鮮活生香，他們曾是國家最細微的“細胞”，難以在高貴的史書中留下只言片語，倘若不是開龕，他們或許不會留下任何痕跡。不同石窟的發(fā)現，于我們而言，意味著一扇了解中國城市、建筑、美術、服飾的窗隨之開啟。
巴蜀石窟的供養(yǎng)人，迄今尚未有完善的研究體系，本書選取的百余位供養(yǎng)人，也不足以反映全貌，但希望借此打開一扇了解供養(yǎng)人的窗戶。這些供養(yǎng)人的一生，曾在佛陀的注視下，如同蓮花般隨風搖曳，他們的喜悅、悲傷、疾病、孤獨、傷痛、死亡，也隨之一一呈現。
★ 作者 本書作者蕭易一直致力于對巴蜀地區(qū)考古遺址、石窟造像的研究整理，并陸續(xù)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fā)表于《中國國家地理》《南方周末》等報刊，以專欄的方式連載。本書是蕭易在探訪巴蜀地區(qū)石窟時，從供養(yǎng)人（指因信仰某種宗教——在本書中專指佛教，通過提供資金、物品或勞力，制作圣像、開鑿石窟、修建宗教場所等形式弘揚教義的虔誠信徒）這一特殊的視角，對四川地區(qū)隋唐至五代及宋和明代造像歷史的介紹。作者不但從大量調查記錄中梳理出不同時代造像的風格、特點等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出來，還從不同供養(yǎng)人的人生經歷中管窺人的命運和時代的沉浮，延續(xù)了《尋蜀記》《知道》等作品的風格，具有較強的可讀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于巴蜀石窟，作者之前還出版過《空山——靜寂中的巴蜀佛窟》（2012）、《知·道 石窟里的中國道教》（2018）兩種圖書。從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著作看，作者十多年來幾乎實地探訪了巴蜀地區(qū)所有存在石窟、摩崖造像的地方，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三本關于巴蜀石窟的圖書，凝結了作者大量的心血，作者對巴蜀地區(qū)石窟的探索，相比德國建筑師柏石曼、法國探險家色伽蘭，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楨等同仁、楊家駱、顧頡剛、馬衡率領的考察隊，可以說毫不遜色。
★ 內容 四川是中國石窟造像延續(xù)時間最長、分布最廣的地區(qū)之一。本書著眼于對開鑿石窟的供養(yǎng)人的考證，在對巴蜀佛教石窟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上，通過對不同時期造像題記的整理與研究，結合歷史背景，考證石窟供養(yǎng)人的信息，力圖透過微觀的個人史，照見宏觀的社會史。
本書基本上按照巴蜀石窟的開窟時間與分布地點為線索展開，時間上從北魏開始，終于明代，涉及廣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等在中國佛教史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石窟代表。供養(yǎng)人的身份，既有來自當時京城的高官、皇族，也有來自中原北方地區(qū)的普通官員，北方的將士，當地的官員、鄉(xiāng)紳和普通百姓等——上至皇室、官吏、武將，下有士兵、鄉(xiāng)紳、百姓等，基本上涵蓋了社會各個階層。每一處、每一個窟、龕、像的開鑿，都有供養(yǎng)人的故事。由造像及題記，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他們當時的處境和心境，也很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或許是在江畔路邊，或許是在偏僻的村寨里，或許是在田地旁，或許是在不起眼的老宅后，都可能在不經意間看到慈眉善目的觀世音、低眉順眼的菩薩、豎眉怒目的金剛……經由隋代、盛唐、宋代的發(fā)展，可以想象佛教在巴蜀地區(qū)所擁有的巨大的信眾團體和當時的盛況。
隨著時間的流逝，大量石窟和摩崖造像逐漸消逝，作者扎實而徹底的田野調查、深入而系統(tǒng)的歷史研究，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巴蜀佛窟的變遷，也為我們了解佛教在巴蜀的流傳做了巨大的貢獻。
★ 特質 佛教在漢朝晚期傳入中國，即與中國本土文化不斷交流融合，至于魏晉—唐代，佛教不斷世俗化、民間化。在社會環(huán)境不斷變動，民眾信仰需求多樣化的前提下，漢地佛教造像逐漸開始大范圍的脫離印度佛教造像的規(guī)制，不同佛、菩薩、羅漢等信仰相互融合，因而佛教造像的題材有了極大的變化，出現了大量不見于佛經記載的新的題材組合，例如藥師佛、觀音與地藏組合。又因戰(zhàn)爭、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佛教造像又在不同地域呈現出本土色彩，而川蜀一帶的造像則多高大、精致且保存完好。從作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巴蜀地區(qū)佛教造像數量多，體量大，但一直以來都缺乏系統(tǒng)性的梳理和研究。本書即是作者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川蜀佛教造像進行分類記錄、考證，從而一窺佛教在川蜀的發(fā)展情況。
作者在書中對巴蜀佛教造像的現狀進行整理、記錄，可為巴蜀地區(qū)相關考古工作提供借鑒，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作者對其中一些造像的考證，以及作者選取的供養(yǎng)人角度，都相當獨特且多不見于史傳，而又能與歷史、社會廣泛聯系，也是很有學術價值的內容，有助于巴蜀地區(qū)古代佛教文化的研究。
圣水寺，唐人徐慶與阿謝往事
大唐乾寧三年（896）的一個冬日，西蜀大地一日涼似一日， 資州內江縣人徐慶緩緩走向城北圣水寺，妻子阿謝辭世已有些時日， 按照蜀地風俗，家中有人過世往往在寺院開龕造像，不久前，徐慶 拿出些碎銀，請寺僧在千手觀音、地獄十王旁的巖壁上開鑿了一龕 “一佛二菩薩”。如今石窟業(yè)已完工，卻是陰陽相隔，徐慶想到這里， 自是唏噓不已。
1981年夏天，一場洶涌的洪水席卷內江，洪水退后，四川省水利勘察院來到圣水寺，到后山巖壁勘探古時洪水痕跡，卻不意發(fā)現了這則題記 ：“……慶過永為供養(yǎng)/乾寧三年十二月九日/徐慶為亡妻阿謝造/一佛二菩薩龕一所”?！耙环鸲兴_”是唐時流行題材，既然為亡妻而開，我想，“一佛”應是阿彌陀佛吧，唐人對這位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有著狂熱崇拜，無不希望死后往生凈土，徐慶或許也難免俗。龕窟左下方有朵祥云，上有一雙手合十的女子，她，就是阿謝。
除了徐慶龕，大悲殿中尚有幾龕造像，比如千手觀音、毗沙門天王、地獄十王等，卻被涂抹了鮮艷的紅漆，其原始面貌已難以分辨。圣水寺現存造像80余龕、500余尊，分布在后山長兩百余米的巖壁上，大悲殿、藥師殿、涅槃殿、圓覺殿中都藏著為數眾多的佛窟。在圣水寺，藥師殿是個孤獨的角落，比起其他大殿，這里古樸而破落 ：搖搖欲墜的閣樓，露出土黃色篾條的石灰墻，支離破碎的窗格紙，裹著棉被的“居士婆婆”用顫抖的聲音誦著佛經，在空蕩的閣樓中飄蕩著。不想這簡陋的閣樓中，卻隱藏著巴蜀少見的石窟題材——僧伽三十六化。
石篆山莊園主嚴遜
大足城外的嚴遜，一心向佛，苦于鄉(xiāng)野之地無處禮佛，遂花去五十萬錢，購得石篆山，并延請著名的文氏工匠開鑿了十四龕造像，以作水陸法會之用，借以教化百姓，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續(xù)到元祐五年（1090）方才完工，宋代僧人希晝的《嚴遜記》碑，記錄下這段往事:
予讀佛書，身體力行，持齋有日矣。生佛末法，不親佛會，不與勸請，去佛時遠。思作佛事，而莫之能也。于是稱力復斯，以錢五十萬，購所居之鄉(xiāng)勝地曰石篆山，镵崖刻像，凡十有四 ：曰毗盧釋迦彌勒龕，曰熾盛光佛十一活曜龕，曰觀音菩薩龕，曰長壽王龕，曰文殊普賢龕，曰地藏王菩薩龕，曰太上老君龕，曰文宣王龕，曰志公和尚龕，曰藥王孫貞人龕，曰圣母龕，曰土地神龕，曰山王常住佛會塔記龕。
嚴遜本是遂州潤國人，九歲那年，父親為躲避徭役，舉家搬到昌元縣（今隆昌縣）居住。若干年后，父親大病一場，嚴遜又賣了昌元縣的宅子，遷徙到大足縣，購置古村、銅鼓、石篆山三處莊園。宋代莊園經濟發(fā)達，《水滸傳》里，柴進的莊園，“門迎闊港，后靠高峰。數千株槐柳疏林，三五處招賢客館。深院內牛羊騾馬，芳塘中鳧鴨雞鵝。仙鶴庭前戲躍，文禽院內優(yōu)游”，嚴遜雖無這般闊綽，倒也算富足，山中種植松柏數十萬株，每年貯存糧食兩千斛，嚴遜將三處莊園交與三個兒子打理，自己閉門禮佛。
石篆山地處大足三驅鎮(zhèn)佛會村，山勢彎曲盤旋，宛如“篆”字，十余龕造像就分布在山中，推開院門，竹林搖曳，松濤陣陣，嚴遜與鄉(xiāng)民們似乎從未離開，他們的故事，猶在院子里日復一日上演著。當年，石窟尚未建成，嚴遜就迫不及待地于元祐三年（1088）舉行了一場水陸法會，并在文宣王龕中鐫刻題記：元祐戊辰歲孟冬七日設水陸會慶贊訖。發(fā)心鐫造供養(yǎng)弟子嚴遜愿生生世世聰明多智。岳陽處士文惟簡。
水陸法會，亦稱“水陸會”“水陸道場”，據云源于南北朝，梁天監(jiān)四年（505，一說天監(jiān)七年），梁武帝在鎮(zhèn)江金山寺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法會，超度水陸亡魂。唐宋水陸法會大盛，歸義軍時期，敦煌曹氏就在壽昌縣金山角下設立水陸道場 ；在老家眉山，文豪蘇軾曾撰寫《水陸法像贊》十六篇。水陸法會將佛教的地獄觀念，民間的鬼神信仰，以及中國傳統(tǒng)的孝道、悲天憫人思想結合起來，直到今天依舊在民間流行。
早期的水陸法會以佛教的佛祖、菩薩、天王為主，兩宋之后，隨著儒釋道三教融合，水陸法會的內容變得龐雜，道教的天尊、神仙，儒家的圣賢、先哲，民間的鬼神信仰紛紛加入進來。這或許也是石篆山石窟，既有佛教的三身佛、文殊、普賢，也有道教的太上老君、孫貞人（真人），甚至還包括了儒家的文宣王孔子的原因。
石篆山一間古樸的院落中，孔子、老君、毗盧遮那佛并列在石包上。孔子頭扎方巾，正襟危坐，左手撫膝，右手握羽扇，兩側是顏回、閩損、冉有、言偃、端木賜、仲由、冉耕、宰我、冉求、卜商十大弟子 ；太上老君頭扎高髻，絡腮胡須，左手撫玉帶，右手持寶扇，身邊站立太極真人、正一真人、定法真人等 ；毗盧遮那佛居中，釋迦居左，彌勒居右，身后站著眾弟子。嚴遜與他的夫人，也走進龕中，他手里拿著長柄香爐，似在上香，雙目凝視佛祖。
另一位深受儒釋道浸潤的文人馮楫，似乎對此有著更深的體會。馮楫曾任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知瀘州軍，也是宋朝著名的大居士，大約紹興年間，他在大足縣城西南的妙高山營建石窟，陸續(xù)開鑿了阿彌陀佛、西方三圣及十觀音、水月觀音等，又以三教合一窟最為精妙，在這個高3.14米、寬2.8米的龕窟中，釋迦牟尼佛居中，太上老君居左，文宣王孔子居右，親密無間地住在了一起。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為了爭奪生存空間，一直與本土的儒家、道教有著激烈論戰(zhàn)。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淵對三教進行調停，史稱“三教論衡”，佛、儒、道才從對立走向了融合 ；宋太祖趙匡胤既信佛又崇道，宋代許多文人儒釋道兼修，文豪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石篆山與妙高山，也就成了宋朝三教融合的見證。
潼南大佛，僧人道士三百年接力
與半月山大佛一樣，潼南大佛也可謂命運多舛。大佛從頭頂開始雕刻，可惜剛雕到鼻子，就因資金不濟中斷。北宋靖康丙午年（1126），道士王了知看到巖壁上孤零零的佛頭，心生感慨，募來工匠繼鑿，直到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方才竣工。王了知辭世后，僧人德修為大佛貼金，續(xù)修五層樓閣，宋代著名大居士馮楫的《南禪寺記》，記下這段往事：
邑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舊號“南禪”，本朝治平年中，賜額“定明院”。有巖面江，古來有石鐫大像，自頂至鼻，不知何代開鑿，俗呼為大佛。又有池，靖康丙午，池內忽生瑞蓮。是歲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來化邑人，命工展開像身，與頂相稱，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稱。越明年丁未，大水流巨木至巖下，遂得以為大殿，定“虛處杰閣”。閣才建一層，了知于乙卯年倏爾去世。寺僧德修繼之，并依德修舍緣道者蒲智用協力增建佛閣，通為五層，盡用琉璃以覆護百尺像。辛未，復入細磨礱，佛像宛如塑出。主僧德修于紹興壬申仲春遠來瀘南告予，佛已就，惟缺嚴飾，化予妝鑾。予遂舍俸以金，彩裝飾成，佛如金山，據于琉璃閣，金碧爭光，晃耀天際，遐邇具瞻，咸嘆希有。復求記其始末。
從馮楫的記載來看，紹興年間，潼南大佛的始鑿年代已難以稽考。
2013 年維修大佛時，曾發(fā)現“七月廿一日兩人/長慶四年/十一月下手三人/至十二月廿日”題記，長慶是唐穆宗年號，長慶四年為824年，潼南大佛的始鑿時間，當在長慶年間。
完工后的潼南大佛高18.43米，頭長4.3米，也是一尊善跏趺坐的彌勒佛。自長慶四年始建至靖康丙午續(xù)修，雖歷經三百余年，且是僧人、道士先后主持開鑿的，大佛卻渾然一體，棱角分明，比例協調。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為了爭奪信徒與生存空間，一直與本土的道教有著激烈論戰(zhàn)，佛、道兩教的每一次論戰(zhàn)，大量寺院動輒被毀，僧尼還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潼南大佛卻是佛、道先后接力、協同開鑿而成，在巴蜀大佛中可謂絕無僅有。
巴蜀大佛開鑿完工后往往貼有金箔，就連高達71米的樂山大佛，唐代都是“百丈金身開翠壁”，通體貼著金箔的。潼南大佛完工后第二年，時任瀘州知府的馮楫慷慨地捐出俸祿，給大佛貼金。馮楫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鈐轄、瀘南沿江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他曾在大石妙高山營造石窟，又在瀘州修建報恩塔，是蜀地著名的大居士。經過幾代供養(yǎng)人的接力，潼南大佛才得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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