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的主題
簡單的回顧
《水滸傳》自誕生以來，以其獨特的思想藝術(shù)魅力引起許多讀者的喜愛，同時在如何評價《水滸傳》上也產(chǎn)生了爭議。這一爭就是五百余年，近五十年來，爭論尤劇，因為如何評價它往往有政治因素摻和在內(nèi)。
那么《水滸傳》究竟是寫什么的？它的主題是什么？這在不同的時期則有不同的說法，對于文學(xué)名著的研究與評價往往是與社會思潮同步的，社會思潮往往要通過對文學(xué)名著的批評來表現(xiàn)自己。
《水滸傳》寫成于明代中葉早期，當它被作為一部完整的文學(xué)巨著刊刻出來的時候，正處于思想解放、個性覺醒的時期，此時許多學(xué)者對《水滸傳》是肯定的，說它所表現(xiàn)的梁山好漢“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 。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實現(xiàn)正義公正的社會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義水滸傳〉敘》也明確指出《水滸傳》是“發(fā)憤之作”，其內(nèi)容就是表現(xiàn)“水滸忠義”的，把羅貫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遺民，他們借寫伏身草莽的英雄豪杰事跡表達對異族統(tǒng)治的不滿。從藝術(shù)上來說李卓吾還把《水滸傳》視為天下之至文 。倡導(dǎo)性靈和思想解放的公安派袁宏道、竟陵派及張岱都對《水滸傳》有極高的評價。
直到明末，因為連年天災(zāi)人禍，民變蜂起，大明江山搖搖欲墜，許多底層民眾以《水滸傳》為造反指南，統(tǒng)治者才意識到《水滸傳》流傳的威脅。明崇禎十五年（1642）“大張榜示”嚴禁《水滸傳》刊印流行，命令“坊間家藏”《水滸傳》之版者“不許隱匿”，都要“速行燒毀”。到了清代，皇權(quán)專制加強，統(tǒng)治者實行全面的社會控制，此時的主流輿論對《水滸傳》多持否定態(tài)度，說它是“誨淫誨盜”之作，是為不逞之徒立傳，把《水滸傳》視為最敗壞人心的作品。最高統(tǒng)治者多次下詔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滸傳》。
清末西學(xué)東漸，有許多受到新思想影響的研究者借《水滸傳》以比附當時社會的斗爭，20世紀初，定一的《小說叢話》中說《水滸傳》“獨倡民主、民權(quán)之萌芽”，并指出作者：
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沉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
民族主義、民權(quán)、民主都是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可是把它們加之于《水滸傳》有點擬之不倫，此書中也沒有這類價值的存在。
王鐘麟在《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中指出《水滸傳》是講平等、均財產(chǎn)的“社會主義小說”。 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書信中稱贊施耐庵有社會黨人的思想，《水滸傳》一書的主腦在于表現(xiàn)“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實行憲政”或當代革命。魯迅對這些議論嘲諷道：
說《水滸傳》里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徑的假李逵。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闡釋《水滸傳》的思想意義則定“農(nóng)民起義說”為一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于這點的背離往往會招致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要整所謂的“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所以“《水滸》這部書”又成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的工具，這時誰要再贊美《水滸傳》又會給他帶來無妄之災(zāi)。由此可見，對于《水滸傳》主題與思想內(nèi)容的闡發(fā)往往與當時的思想運動和主導(dǎo)社會的政治傾向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
雖然中國的文藝批評歷來比較著眼于政治，強調(diào)文學(xué)作品的政治社會作用，但像《水滸傳》這樣似乎永遠被政治化的作品還是不多的?！端疂G傳》是有閱讀能力的人都要讀的，評論它卻往往不是讀后的感動而是世道人心的需要，這是因為《水滸傳》在藝術(shù)上的成功和內(nèi)容的新奇迷倒了無數(shù)讀者，書中所蘊含的思想傾向和張揚的精神力量可做多種解讀，因此引起眾多思考者的興趣。就筆者本人來說，青少年時期也是讀《水滸傳》入迷的，只是在歷經(jīng)坎坷和飽閱世相之后，才下決心對它進行解析，因此研究《水滸傳》絕不只是發(fā)思古之幽情，更是基于對當代問題的思考。
《水滸傳》是什么人的故事？
電視劇《水滸傳》引起的人心激蕩
“水滸”的故事流傳了七八百年，《水滸傳》成書也有五六百年，不僅整個故事為人們熟知，就是其精神傾向也浸潤于許多人頭腦之中。因此《水滸傳》電視劇在熒屏上一出現(xiàn)，“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支起伏跌宕、帶有山東大漢豪氣的歌曲就唱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許多出版社爭先恐后地推出各種版本的《水滸傳》，甚至有些研究《水滸傳》的論著也搭車問世，一時間出現(xiàn)了小小的“《水滸》熱”。我以為這種“熱”不過是頭幾年“武俠小說熱”的繼續(xù)?！端疂G》中的“武”與“俠”再度使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興奮起來。
正像“武俠熱”一樣，“《水滸》熱”負面作用也是遠大于正面意義的。人們確實喜歡《水滸傳》，但并不因為它是農(nóng)民武裝反抗的“教科書”。六十多年前，魯迅先生就說過：“中國確也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保ā度~紫作〈豐收〉序》）不能排斥一些讀者從藝術(shù)趣味和個人性格角度喜歡《水滸傳》，《水滸傳》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的論斷都會有片面性。但我以為魯迅的意見更能反映問題的本質(zhì)。魯迅是古代通俗小說研究的專家，又對中國的國民性問題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話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那么什么是“水滸氣”和“三國氣”呢？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見到確切的解釋，我以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來彌漫于社會的“游民氣”，但不敢自是，曾寫信向現(xiàn)已故去的何滿子先生請教，他回信說要比我說的“游民氣”的“范圍更廣一些”，魯迅是“慨嘆構(gòu)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個理應(yīng)過時的舊意識、舊風習(xí)、舊文化之存在” 。《水滸傳》這一類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藝人）的通俗文學(xué)作品，是負載著強烈的游民意識的，它與社會上的“游民氣”相互作用，波及許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動人性中陰暗的角落，從而鼓動成為一股熱潮，散播著與現(xiàn)代文明、法治社會不和諧的聲音。這一點還是許多喜愛和研究《水滸傳》的人認識不足的。
近二十年來，思想解放，許多文史界的研究者逐漸突破對于“農(nóng)民起義”的迷信（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nóng)民起義”的研究是史學(xué)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對《水滸》的闡釋有所突破，從而打破“農(nóng)民起義說”的一統(tǒng)天下，先后提出了“為市民寫心說”“忠奸斗爭說”以及“地主階級內(nèi)部革新派與守舊派之爭說”“綜合主題說”，最近又有“反腐敗說”等。應(yīng)該說這些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滸傳》思想內(nèi)容的一面，但我以為都沒有抓住《水滸傳》的本質(zhì)。這些論點大多還是沒有從作品總的創(chuàng)作傾向出發(fā)，而是從某種理念出發(fā)，甚至是為了適應(yīng)某種思潮而產(chǎn)生的。自然，這些議論也就缺少說服的力量。然而，我覺得有些問題還是沒有說清楚，沒有講透《水滸》之所以吸引人之處，以及《水滸傳》正面、負面的社會影響之所在。拙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對《水滸》中某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受到一些《水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關(guān)注。由于該書受到體例的限制，不可能把我有關(guān)《水滸》的想法完全表達出來，因此才又寫了這本小冊子，進一步闡述我對《水滸傳》的意見。
江湖人說給江湖人聽的故事
小題的這句話是套用臺灣學(xué)者孫述宇先生的，這里不敢掠美。孫先生在《〈水滸傳〉的來歷、心態(tài)與藝術(shù)》一書中說，《水滸傳》是“強人說給強人聽的故事”。孫先生認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戰(zhàn)，軍隊潰敗，社會失控，天下大亂。黃河、淮河流域流竄的武裝力量兵匪難分，被視為忠于趙宋的武裝力量，所謂的忠義之士——“忠義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編之后的稱謂。其中一些歸附到岳飛的麾下，就成為名噪一時的岳家軍。孫氏認為《水滸傳》一書可能就是這一類“忠義人”所作，因此書中既有北方忠義人聚寨自保的故事，也有許多情節(jié)是影射岳飛忠義為國、最后冤屈而死的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這些“忠義人”大多來源于“盜匪”，后來被南宋朝廷開給空頭官職都成了“官”和“官軍”。后一解散，官匪更加不分。他們的故事具有冒險性、傳奇性，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困守于山寨的武裝人員，日日處于焦慮之中，也喜歡聽這類故事，因此催生了這種“樸刀桿棒”改變個人命運的故事。
孫氏用的“強人”（不是中國近三十年流行的“強人”，而是指強盜）我覺得不夠準確，涵蓋面太狹?！皬娙恕敝皇且环N職業(yè)，畢竟只有少數(shù)人跨入這個行當，不能全面地概括《水滸傳》的內(nèi)容，也不足以說明《水滸傳》的本質(zhì)。這里用“江湖人”以替代，因為“江湖人”是一種身份，它包含面要廣泛得多。再說如果“強人”淪為說故事者，并以此謀生，那他就不是強人了，而是江湖藝人了，是屬于江湖人范疇的。至于《水滸傳》寫的雖是“強人”（強盜），但這些“強人”很少有職業(yè)強盜，大多是社會邊緣人或游民，由于各種原因從主流社會中游離出來，經(jīng)過種種曲折上了梁山，但他們都把梁山泊看作暫時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轟轟烈烈的方式回歸主流社會，也就是“若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從而發(fā)跡變泰。后來招安失敗，梁山好漢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舊業(yè)，或流落江湖……《水滸傳》完整地描繪了游民和社會邊緣人物求生存、求發(fā)展奮斗的成功與失敗。其中所表達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識（由于《水滸傳》的最后寫定者是沉淪社會下層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滲透了一些文人意識），反映了游民的好惡。
《水滸傳》是江湖人說給江湖人聽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書齋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經(jīng)歷，從作者對宋江集團“一邊倒”的、無條件的擁護和贊頌的態(tài)度（有人認為這是對農(nóng)民起義造反精神的贊頌，這種說法不能解釋為什么作者對其他與梁山類似的武裝斗爭就持否定態(tài)度），顯示出其強烈的幫派性。這說明原初作者一定與這個集團有著某種利益關(guān)系，正像孫述宇先生所推斷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團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滅亡后，逃難到江南回憶起他們曾在宋大哥統(tǒng)領(lǐng)下馳騁兩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動朝廷和接受招安進京做官的風光和平定方臘為朝廷做的貢獻，把這些都向當時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評價的北方“忠義人”方面靠攏，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眾認同，同時作者對于宋江和宋江集團的感情也連帶被接受。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寫作者，而是個口頭講述者。此時正當通俗文藝蓬勃發(fā)展之時，許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這個隊伍，講述宋江故事的當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前面敘述了南宋時期形成的“水滸”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遺事》中從楊志丟失花石綱、楊志賣刀到玄女娘娘授給宋江天書、三十六將齊聚梁山泊、受招安、平方臘的《水滸傳》雛形之外，還有許多以梁山泊英雄為寫作對象的個案，如《醉翁談錄》中記載的《石頭孫立》《青面獸》《武行者》《花和尚》等個人英雄傳奇。能夠把游民的冒險生活經(jīng)歷的實況及其趣味性講出來，把自己的憤懣不平表達出來的人，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經(jīng)驗、懂得如何奮斗如何自己爭取利益的江湖人了，也就是我在前面講到的江湖藝人。因此，如說得更確切一些，“水滸”的故事是江湖人說給與自己相同命運的人聽的。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誰？
《水滸傳》的主角是誰，或換句話說，書中講的是什么人的故事？這是理解《水滸傳》的起點。我們知道，小說是通過對人物形象的描寫來反映現(xiàn)實生活和表達作者的思想傾向的，也就是說人物性格的成長發(fā)展的歷史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演繹出的故事是該作品主題的載體。因此，只要我們對“水滸”主要描寫對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較為接近事實的結(jié)論。
一、一百零八將的身份
《水滸傳》是一部英雄傳奇，主要是寫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頭領(lǐng)的遭遇與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頭領(lǐng)之下，跟著頭領(lǐng)們搖旗吶喊的嘍啰們，雖然沒有完全在作者視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計的。過去的正統(tǒng)人士稱這些人為“盜匪”，孫述宇稱他們?yōu)椤皬娙恕闭沁@種思想意識的沿襲，最近五六十年的大陸史學(xué)家一看到史籍有“盜匪”“盜賊”字樣馬上便謚之為“農(nóng)民起義”。這些都是貼標簽式的分析方法，不僅無助于對文學(xué)作品的理解和欣賞，也把古代社會簡單化了。文學(xué)的對象都是活生生的具體的生命，塑造著鮮活的人物形象。每個生命，也就是說每個鮮活的形象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很難用“盜匪”“盜賊”或“農(nóng)民造反的英雄”來概括?！端疂G傳》中描寫眾多人物的歷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為一百零八將中的一員。
過去的批評家關(guān)注梁山好漢一些表面的東西，如喜好舞槍弄棒、注重義氣、反對官府和地方惡霸、救民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實這些并非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發(fā)跡的這些內(nèi)在的、最有生命力的動力被忽略了，從而在批評上表現(xiàn)出泛道德化傾向。
《水滸傳》所描寫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人物，他們或是逃禍，或是為了謀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為幻想發(fā)達而脫離原有的平庸生活，經(jīng)歷了種種曲折最后齊聚梁山。如果從身份說他們大多是我們前面說過的游民和社會邊緣人。他們是《水滸傳》的主角。
那么這一百零八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這里不妨做個統(tǒng)計和分析?！端疂G傳》在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給讀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漢的名單。這些人按照出身或職業(yè)大體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將、手工業(yè)者、農(nóng)民、商人、莊園主、其他等類。人數(shù)最多的是游民，五十余人；其次是武將，約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強算農(nóng)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寶），而且這五人也不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式勤苦耕作的宗法農(nóng)民，而是漁民和獵戶。
二、作為梁山主力的游民
什么是游民呢？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脫離了宗法網(wǎng)絡(luò)、沒有穩(wěn)定收入和固定居處的人都可稱之為游民。游民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為了生存，他們往往會使用各種手段以獲取生活資料。讀者想要詳細了解，可參照拙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的有關(guān)章節(jié)。毛澤東在他早年寫的《中國農(nóng)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tài)度》 中談到“游民無產(chǎn)階級”時，把農(nóng)村的游民分為五種：兵、匪、盜、丐、娼妓?！八麄兊闹\生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謀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把游民只局限在這五類中未免狹隘，但這五類人是游民，而且還是游民中的“最不安定者”是完全正確的。
《水滸傳》中的游民以“盜”為多，而且還往往是占山為王的大盜?！端疂G傳》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說是“盜”，當然不能這樣算。這里只以梁山好漢上山以前賴以謀生的手段進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馬和初次聚義就選擇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許多頭領(lǐng)還是其他小山頭的山大王，如少華山的朱武、陳達、楊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風山的燕順、王英、鄭天壽；黃門山的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對影山的呂方、郭盛；登云山的鄒淵、鄒潤；芒碭山的樊瑞、項充、李袞；法華寺的郁保四……這是有組織的游民，還有個體的搶劫者，如活躍在道路上、江河之中的李俊、張橫、童威、童猛，開夫妻黑店的張青、孫二娘等，其他如盜馬賊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時遷等。這些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只是以殺人搶劫為業(yè)的人，在任何社會里都是非法之徒，為絕大多數(shù)人所否定。
游民并不是完全從事非法活動的，也有許多并無禍害民眾行為的。但由于他們脫離了宗法網(wǎng)絡(luò)、脫離了農(nóng)村，又沒有正當職業(yè)，生活沒有保障，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會活動。這樣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們漂泊江湖，浪跡四方，屬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鄉(xiāng)“打殺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傷了人，四處“躲災(zāi)避難”的武松；“自幼漂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jié)識好漢”的劉唐；販羊賣馬折了本，回鄉(xiāng)不得，流浪薊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賣藝闖蕩江湖的病大蟲薛永；“權(quán)在江邊賣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著”的焦挺；“因賭博上一拳打死個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這些都是無家無業(yè)的流浪漢。他們的共同點除了脫離了主流社會秩序、沉淪于社會底層之外，就是：愛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紀；講義氣，專好結(jié)識好漢等，這是他們在江湖上生存和發(fā)展的本錢。有了這些他們才能夠與主流社會對抗，殺人放火，攻擊官府，用暴力向社會索取屬于自己或不屬于自己的利益。他們在江湖上游蕩期間，有的直接投奔綠林，不以當“盜賊”為諱；有的尋找一切機會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為此觸犯國法。梁山泊中大量小嘍啰的主體當然也是游民。
三、梁山泊智囊——游民知識分子
宋代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得人們對于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科舉考試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強了這種迫切性，而造紙技術(shù)和雕版印刷的發(fā)展和發(fā)明使得書籍易得，又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在這多種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發(fā)展，使得讀書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對于知識分子的吸納能力畢竟有限，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無家無業(yè)，就成了我所說的游民知識分子。這些人可能成為江湖藝人，可能成為各種各樣的江湖騙子，可能成為豪門貴府的幫閑，也可能參與造反活動。統(tǒng)治階級對于這一點特別恐懼。北宋慶歷三年（1043）山東臨沂虎翼軍卒王倫率十多人策動兵變，震動一時，歐陽修曾向皇帝上書說：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zhuǎn)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shù)。所患者素無御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fù)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眾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余事。內(nèi)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lǐng)，及設(shè)計誤賊陷于可敗之地者，優(yōu)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可見當時雖然武裝造反者時有發(fā)生，但多屬烏合之眾，因為沒有“曉事之人”為之謀主。能做謀主的在歐陽修看來就是“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其實也就是絕了進入統(tǒng)治階級希望的文人士子或說游民化了的知識人。
梁山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軍師吳用，副軍師、宗教代表公孫勝都是這類人士。無論什么朝代，游民騷亂、農(nóng)民抗爭沒有這類人士的參加，民眾的造反活動鬧不大，有了這些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會提出斗爭策略、會神道設(shè)教，從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隊伍。因此，要使造反隊伍壯大，必須有此類人物參與決策。例如為北宋真宗時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謀劃策的“宰相”張鍇，就是“粗習(xí)陰陽，以熒惑同惡”的道士之流 。南宋初楊幺起義最初的領(lǐng)袖鐘相也是巫師、道士一流，史書上說他“以左道惑眾” 。北南宋之交割據(jù)于兩河之間的李成，忽而忠義，忽而叛離，忽而降齊，他的叛宋與謀主陶子思密切相關(guān)。陶曾為道士，史書說他“誕妄喜談兵”（北宋之末、南宋之初許多道士都是這樣。北宋之亡，就亡在好談兵的道士手中），在李成還是“忠義”部隊之時，遇到這個老道。陶子思為李成出謀劃策，“謂成面有割據(jù)之相，宜驅(qū)虜良民十萬，往四川據(jù)成都，保有西蜀，成信其說，遂生異志” 。此時宋高宗對兩河之間的“忠義”軍也是滿懷猜疑，于是李成叛變。高宗對主謀陶子思的憤恨遠遠超過李成。公孫勝作為梁山泊的宗教象征，這是武裝造反民眾的精神支柱。當敵人聯(lián)手邪教時，他也要顯示出自己法術(shù)的力量。主流傳統(tǒng)是不講怪力亂神的，不僅儒家這樣，佛道兩教也盡量向這方面靠攏（宗教不能徹底不講神怪），但作為江湖藝人的作品，神怪是必不可少的。
梁山上的吳用是宋江等武裝抗爭活動的重要決策人。從軍事上來說吳用是對外作戰(zhàn)的總指揮，無論是幾次出擊性質(zhì)的作戰(zhàn)，如打青州、高唐州、大名府、曾頭市，還是防御性的戰(zhàn)爭，如兩贏童貫，三敗高俅，都是吳用出謀劃策，從而贏得勝利。擴大梁山實力，招募有影響的人士入伙，也多是吳用一手操作，促成了梁山的興旺發(fā)達。另外梁山組織上的安排、量才任用，使得一百零八將各有職掌，基本上也是吳用用心謀劃的結(jié)果。看來局面很大，但從思想上來說格局又很小。教過書的吳用（那時儒家經(jīng)典是必教書）仿佛很少受到儒家的影響，這在古代的讀書人中還是不多見的。《水滸傳》吳用說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看我略施小計”，這種作風也是為文人士大夫所不取的。他的才學(xué)謀略也只被視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言），他確實應(yīng)該屬于游民這一階層，可稱為游民知識分子。
四、社會邊緣人——梁山的領(lǐng)導(dǎo)與中堅
社會邊緣人在前面已經(jīng)分析過。一百零八將中的社會邊緣人主要是三類。一是由于宋朝廷的政策被推至社會邊緣的下層武官，一是胥吏衙役，一是自我選擇的社會邊緣人。這三類人加起來三十余人。他們絕大部分是山寨的高層領(lǐng)導(dǎo)，三十六天罡中絕大部分是社會邊緣群體，這在前面也已說過。我們常說中國古代是農(nóng)民起義最多的國家，如果我們統(tǒng)計一下，絕大部分的領(lǐng)導(dǎo)者都是游民或社會邊緣人。歷史上第一次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導(dǎo)者陳勝、吳廣就是居無定所、為人傭工的游民。劉邦是個亭長，是個最底層的芝麻綠豆官，可是他為人灑脫，不守家族宗法的規(guī)矩，處于社會邊緣。項羽是倒運的貴族，也是社會邊緣群體中的一員。最后一次規(guī)模最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它最重要的領(lǐng)導(dǎo)人從天王洪秀全到東西南北王、翼王，哪一個人能出游民和社會邊緣人這兩個圈子，哪一個是地道的農(nóng)民？因此所謂“農(nóng)民起義”，大多是因為天災(zāi)人禍使社會底層人士實在不能生存，才在有社會經(jīng)驗的游民或社會邊緣人的領(lǐng)導(dǎo)下，以武裝形式求生存的運動。
勉強算農(nóng)民的阮氏三雄、解珍、解寶，實際上是漁民和獵戶（從大農(nóng)業(yè)的角度來看他們屬于農(nóng)民），在農(nóng)民這個群體中他們也屬于邊緣人物。打魚和狩獵這兩個行當需要一定的武功（起碼是身強力壯），有過游蕩生活的經(jīng)歷，眼界相對比較開闊，獨立面對社會的能力也比較強，與死守在一塊土地上的莊稼漢有很大區(qū)別，歷代造反領(lǐng)袖這類出身的很多。前面講到的梁山泊漁民張榮就是一個。
“水滸”故事中第一反派也是游民
高俅是《水滸傳》中最重要的負面人物。作品一開篇除了楔子的“洪太尉”外，他是第一個向讀者亮相的，水滸中英雄好漢也是被他引出場的，而且成為梁山最重要的對立面，在《水滸傳》中他是推動整個故事情節(jié)進展的重要人物形象之一，高俅是書中的第一反派。我們看一下作者對高俅身世的介紹：
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yè)，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叫他做高毬。后來發(fā)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只在東京城里城外幫閑。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里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發(fā)放。東京城里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閑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quán)。
他隨柳大郎住了三年，后來遇赦，得以回東京汴梁。柳還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投奔柳大郎在東京開生藥鋪的親戚董將仕。董不想收留，用計把他推了出去。作者把高俅設(shè)計成一個典型的游民。他沒有了宗族，被父親告了忤逆，逐出家門，并在開封府立案，被發(fā)配到淮西。從此高俅沒有了家和固定居址，以依附他人為生。他的愛好也是自甘于主流之外，如“刺槍使棒”“踢得好腳氣毬”等，這都不是向往進入主流社會的人必備的知識和技能。如果一個正經(jīng)人家的子弟如此，會被稱為自甘下流。高俅的外在條件幾乎與燕青差不多，完全有資格上梁山，成為其中合格的一員。如果不是命好，一步到位地結(jié)識了最高統(tǒng)治者，而是受到打壓或冤屈，說不定也會造反鬧事，成為“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
然而高俅是《水滸傳》中的第一反面人物，為人唾罵近千年，為什么會這樣？僅僅因為他是奸臣嗎？宋徽宗趙佶在位的二十五年中貪戀權(quán)位、禍國殃民的奸臣真是太多太多，數(shù)個十個八個，例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以上六個被太學(xué)生陳東稱為“六賊”）、何執(zhí)中、楊戩、譚稹、孟昌齡等，才能輪上高俅。高俅又跟這些大奸臣不一樣，他還與千年以來為文人士大夫和廣大民眾共同崇拜的蘇東坡有點因緣?！端疂G傳》作者故意隱瞞了這一點：
董將仕思量出一個緣由。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誤了足下。我轉(zhuǎn)薦足下與小蘇學(xué)士處，久后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nèi)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個人將著書簡，引領(lǐng)高俅逕到學(xué)士府內(nèi)。門吏轉(zhuǎn)報小蘇學(xué)士，出來見了高俅，看罷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閑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著得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里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歡這樣的人?！碑敃r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
董將仕把高俅推到“小蘇學(xué)士”那里，而且作者又讓“小蘇學(xué)士”也討厭高俅是“幫閑浮浪的人”，又把他轉(zhuǎn)送給駙馬王晉卿。其實，歷史真相與此有別，南宋王明清的《揮麈錄》曾記高俅與蘇家關(guān)系事：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祐陵為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睍x卿言：“近創(chuàng)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nèi)。”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甭顚︴?，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輟留矣?！庇墒侨找娪H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yōu)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數(shù)年間建節(jié)，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lǐng)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fù)，復(fù)為節(jié)度使。兄伸，自言業(yè)進士，直赴殿試，后登八坐。子侄皆為郎。潛延閣恩幸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yǎng)問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于牖下。
高俅跟的就是蘇軾蘇東坡，而不是什么“小蘇學(xué)士”（這是后人用以專稱蘇轍的），所謂“小史”也就是“小秘書”，不能用“書童”比附，因為后者是奴仆，“小史”專司抄寫一類工作。唐代詩人李商隱十六歲時到令狐楚門下，說是“入天平幕”實際上也是令狐楚的“小史”。這種“小史”也能參加科舉考試，并通過考試進入仕途。《揮麈錄》說高俅“筆札頗工”，除了指書法外，還應(yīng)包括人情往來的信札便箋之類的屬文。這些都得到東坡的賞識，說明他還是有一定學(xué)識的，不僅書法好，還有一定的文字組織能力。元祐九年（即紹圣元年，1094）哲宗親政，政治上倒向新黨，作為舊黨代表人物的蘇軾被貶做定州知州，朝廷形勢大變。東坡在給蘇轍的《東府雨中別子由》詩中說：“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彼宰邥r才將尚很年輕的高俅托付給王晉卿。高俅在王那里待了四五年，因為元符末年已是1100年了。
趙佶在1100年登皇帝位，高俅隨之走向官場。然而并非像小說中所說“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太尉是武官中的首席，高俅前后經(jīng)二十年歷遍“三衙”（即“殿前司”“侍衛(wèi)馬軍司”“侍衛(wèi)步軍司”的合稱），即在所有統(tǒng)領(lǐng)禁軍的衙門全都干過之后，才被提拔為太尉。他正式拜太尉是政和七年（1117），《宋大詔令集》收有任命他的詔令——《高俅拜太尉制》，下面注明時在“政和七年正月十日”。此時距徽宗登基已經(jīng)十七年，距東坡將他轉(zhuǎn)托于王晉卿已經(jīng)二十三年。高俅也還懂得感恩，榮升之后，一直感念當年蘇軾對他的照拂，每當蘇軾后人到京城辦事“則給養(yǎng)問恤甚勤”。不要忘了此時正在嚴打“元祐奸黨”，徽宗下令將司馬光為首的元祐舊臣（大多不贊成王安石變法）三百零九人刻名于石，立于朝堂，各州各縣亦刻之，而且他親自書寫，號為“元祐奸黨”碑。蘇軾、蘇轍皆名列其中，此時政治氣候險惡，如有爭端或不同意見，官員每每把“元祐奸黨”作為帽子，互相扣來扣去。對于像蘇家兄弟這樣名聲大、具有影響力的“黨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誰敢沾邊兒？高俅官高，而且是徽宗的幸臣，樹大招風，一言一行都是眾目所矚的，也是言官們上奏的材料。他能不避嫌疑照拂蘇軾后人，而且史家把它記錄下來，可見在史家王明清眼里高俅還不是一無可取之人。
然而小說作者是把高俅寫成一個壞到底的人物，他不僅是個奸臣，在政治上一無可取，從不以朝廷為念，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個“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一點沒有的人，簡直就是眾惡所歸。如認自己本家兄弟為螟蛉義子，這在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人看來就是顛倒倫常。對于正直的王進是睚眥必報；對于安分守己的部下林沖則是不擇手段地陷害，目的只是為了搶奪他的妻子。高唐州知州高廉是個會妖術(shù)的惡官，他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也是依仗著高俅才敢無惡不作……為什么在北宋的眾多奸臣中單單選了高俅作第一反派？恐怕背后還是有不傳于世的史實，不妨做些推度。
“水滸”故事自南宋產(chǎn)生以來就有強烈的傾向性，宋江集團所做的事情一切都對，對反對梁山的人和勢力都采取敵對態(tài)度，既然是敵人了，那么一切都壞。這樣強烈的愛憎故事，必然與創(chuàng)作者切身利益密切相關(guān)。孫述宇推斷宋江故事原始的敘述者可能就是與宋江集團有關(guān)的人士，甚至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員。高俅作為朝廷最高武官，對于宋江集團的最終覆滅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懷疑征方臘后宋江集團的領(lǐng)導(dǎo)人物死于非命可能與高俅有關(guān)），因此敘述者對他恨之入骨，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在他身上。南宋人說到靖康之恥時，無不痛心疾首，但很少有人公開指斥荒唐誤國的宋徽宗，而對他提拔和重用的朝廷重臣大多貶之為奸臣，高俅也不例外。因此在臨安最初演說宋江故事時把高俅提出作為對立面來處理，上下一致，絕不會有異議。
按照小說所寫，高俅也是出身于社會底層的游民，這就讓造反的游民對他缺少些神秘感，從而也就沒有了敬意。而且，高俅不是靠“學(xué)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的正當方式，而是靠佞幸方式（說通俗點兒就是靠把皇帝伺候舒服了）登上國家最高殿堂的，這是自古以來被社會輿論所恥笑的?！妒酚洝贰稘h書》都有《佞幸傳》，用以諷刺這種進身方式。《漢書》在“贊”中說：“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薄墩摵?定賢》也說，這種只是以“骨體嫻麗，面色稱媚”的妾婦方式處處討好和順從皇帝，其地位雖然一路飆升，但于國有害，于己無益。當然，高俅不是《佞幸傳》中所說“以色事人”的佞幸，只是以一技（踢球）進身，但這種不由“道”進也受到人們的蔑視，因為古代的“技”不僅被人們看不起，而且它只是滿足帝王個人需求的，而“道”才是為了社稷、為了天下的。
唐順宗時王叔文主持的“永貞革新”運動，是針對宦官專權(quán)的，按說應(yīng)該得到當朝士大夫的支持。但王叔文不是科舉出身，是靠棋藝“待詔翰林”，曾在東宮伺候太子，德宗皇帝駕崩后，太子即位，因緣際會，獲得高位，所以被視為小人，為士林所輕。他主政，許多正直的朝官不能接受。順宗身體極差，不能親政，后立李純（唐憲宗）為太子，“永貞革新”面臨失敗，王叔文長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泣下，人皆竊笑之”。為什么當時輿論不同情革新的失敗，還嘲笑王叔文？因為士大夫普遍地認為王叔文自比諸葛亮太荒唐了。諸葛亮是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來的，所以他對國家社稷責任是出于君子之道。而王叔文進不由道，是個貪婪競進之徒，有什么資格自比諸葛武侯？“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行不由道，貪圖僥幸，中途翻車，這在士大夫看來是罪有應(yīng)得，毫無悲劇性，而自己把自己視為失敗的悲劇英雄，當然是件很滑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