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代人與一個國家的故事
| 張墨寧 |
高考恢復是一個起點，而真正決定他們（恢復高考后的前三屆考生）中的許多人成為未來40年國家發(fā)展的中堅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學學習經(jīng)歷和一代人的整體思想格局。
從1977年10月恢復高考制度的消息公布，到當年12月參加考試，數(shù)百萬人的命運以及改革開放即將啟動的人才儲備，正是在這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被決定的。從“老三屆”開始，20世紀70年代末參加高考的這一代人以這場考試為起點，逐漸走上了歷史舞臺，在政治、經(jīng)濟、思想等領域開始承擔起了構建新秩序的歷史重任。
高考，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也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由此，一個謀求偉大復興的國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養(yǎng)知識分子和遴選精英的軌道上。
個人命運的轉折
回憶40年前的那場考試，幾乎所有親歷者都把它看作個人命運的轉折。1977年10月，政治形勢并不明朗。在田間地頭、車間農(nóng)場勞作的年輕人第一時間通過廣播得到消息的時候，他們看到的僅僅是生活軌道將發(fā)生改變的可能。
翻閱各種回憶錄，我們會發(fā)現(xiàn)所有人的記憶都趨于一致，無論他們彼時在哪里，做著什么樣的工作，但都有著共同的對現(xiàn)狀的苦悶和對前路的茫然，而恢復高考的消息帶給那一代年輕人的沖擊是他們的青春歲月里最深刻的記憶。
湖南湘潭鋼鐵廠剛出徒的電鉗工熊曉鴿從工廠廣播中得知消息時，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廠請了兩個星期的假，開始備戰(zhàn)高考。父母為了讓他安心復習，把他們住的房間讓了出來。整整半個月，他都在這間屋子里閉門苦讀，床上堆滿了復習資料。
兩個多月后，熊曉鴿被湖南大學英語系錄取，雖然與心儀的工業(yè)自動化控制專業(yè)失之交臂，但總算進入了離家最近、當?shù)刈詈玫拇髮W。后來，他成為IDG資本全球董事長，被稱為中國“風投教父”。
現(xiàn)擔任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海外聯(lián)誼會常務理事的王輝耀是廣州外國語學院1977級畢業(yè)生。他的“接受再教育”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與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腳行走在泥濘小路上的日子，讓他很快就感覺到身處“廣闊天地”的殘酷之處。也是在廣播里，他聽到了消息，“改變命運的機會來了，冥冥中感覺一直在等待這一刻”。
同樣覺得機會來了的，還有著名導演張藝謀。在此之前，他下鄉(xiāng)插隊，做了三年農(nóng)民，后又調進咸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北京電影學院1978年才開始全國恢復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張藝謀趁著去沈陽出差的機會，帶著一包煮熟的雞蛋趕赴考場。
在貴州一個小縣城的供銷社當工人的葛兆光從收音機里聽到消息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并接著忙他的秋收采購，直到從鄉(xiāng)下回到縣城，才確認真的要恢復高考了。這時候離高考只有一個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礎并不好。1966年上初三之后，學校就開始停課了。1968年，葛兆光來到貴州凱里的一個村莊當了知青，后來又到磚瓦廠、農(nóng)藥廠工作。從沒有學過物理化學的他只好選擇文科，但又沒有學過高中數(shù)學，只好硬著頭皮用一個月時間把高中數(shù)學學了一遍。北大中文系當年在貴州招生僅有兩個名額，高考時已經(jīng)超過25歲的葛兆光幸運地被他的第一志愿錄取。可以說，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長的葛兆光正是從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開始了他的學術之路。
身份反差，這是今天人們回憶40年前那場考試時最直觀的印象。1977年參加高考的人有570萬，被大學錄取的有27.3萬，1978年高考有610萬人報名，最終錄取了40.2萬，這些人中的大多數(shù)像王輝耀、張藝謀、葛兆光他們一樣，前一天還做著機械重復的體力勞動，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便搖身進入了另一個階層。這樣的對比使得他們的經(jīng)歷看起來很像今天的“逆襲”。
但實際上，這種個人命運的轉折并非戲劇化和偶然性的結果，他們中的佼佼者原本就從未放棄讀書。葛兆光下鄉(xiāng)時帶的一箱書里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輝耀在父母親的鼓勵下一直堅持學英語和各種知識。他們的身份轉換只是一個國家回到正常發(fā)展秩序的結果。他們進入大學后開始了純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經(jīng)的磨礪和壓抑也給了他們任何一代讀書人都不具備的生活經(jīng)驗，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來源。
與此同時，從特殊的政治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人們對于種種變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學生經(jīng)歷了真理標準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開放也開始啟動。家國天下的情懷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產(chǎn)生的。
北大和清華的兩個口號——“振興中華”和“從我做起，從現(xiàn)在做起”。這是那個時代最有影響的精英認同。學者許紀霖后來回憶，那時候的大學校園里，到處都是有關國家建設的討論和辯論。
參與改革和法治建設、曾獲得“中國反傾銷第一人”“亞洲地區(qū)最優(yōu)秀仲裁律師”稱號的陶景洲回憶，在法學名師的影響下，他們77級法律系的82名新生開始接觸新的知識領域，常常在憲法與行政法學大師龔祥瑞的小院里一起討論歐美法律問題。
大法律系77級后來被稱為法律界“黃埔一期”，有的進入了政法系統(tǒng)、政府部門，比如曾擔任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的馬迎新，曾任北京奧組委法律部部長的武樹臣，曾任司法部法制司司長的杜春；有的則繼續(xù)從事學術研究，成為法學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如北京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朱蘇力，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曾任華東政法學院院長的何勤華等。
77、78級的法學“明星班”還有西南政法大學78級。2016年年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經(jīng)過表決，任命了新設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庭長、副庭長。
至此，六大巡回庭的一把手中有三位是西政78級本科生。江必新任第三巡回法庭庭長，景漢朝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長，李少平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第五巡回法庭庭長。
西南政法在舉辦78級校友入校30周年紀念活動時曾做過一個統(tǒng)計，這屆學生中省部級領導職務的有14人、廳局級領導約100人、知名的法學學者近100人。
大約在2007年前后，擁有經(jīng)濟學和法學背景的官員開始在新一輪的代際交替中嶄露頭角。此時，距離他們上大學已經(jīng)30年。普遍進入“知天命”年紀的政界精英到了收獲成果的旺盛期。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黨政事務重心向經(jīng)濟轉移的變化讓這些專家型官員得以發(fā)揮所長、積累豐富的從政經(jīng)驗，隨著治國理政思想的變化，法治化進程需要吸收更多擁有法學思維的人才。北大經(jīng)濟系77、78級就有至少9 位省部級官員。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他們密集分布于各個場域，無論他們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源自權力、學識還是在改革進程中發(fā)揮的作用，都給這一代大學生附加上了集體的光環(huán)。他們既是高考制度恢復的受益者，也是新舊交替以及一個國家回到理性發(fā)展道路上的承擔者。在時代的浪潮下，個人經(jīng)驗以及智識反而成為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們身上共同的精神氣質才是最鮮明的符號。
在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之間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兩個極端中度過的，前半程勞作鄉(xiāng)野，后半程潛心求學。投射到他們的精神氣質可以用兼具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來概括。
這一點，在商業(yè)領袖身上也有所顯現(xiàn)，馮侖和李東生就是77、78級的企業(yè)家代表人物。即使沒有上山下鄉(xiāng)的經(jīng)歷，馮侖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歲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馮侖參加了高考，進入西北大學。
后來回憶時，馮侖說，那時候很多同學都去農(nóng)村插隊了，高中校園里完全沒有緊張備考的氣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薦制被廢除，全國各地才沸騰起來。經(jīng)過幾個月的復習，馮侖被西北大學新設立的政治經(jīng)濟學專業(yè)錄取。他的大學同班同學有后來的知名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劉世錦。
這一年，現(xiàn)任TCL董事長李東生也參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畢業(yè)后，他成為知青中的一員，到了廣東惠陽馬安農(nóng)場，四年后考入了華南工學院，也就是現(xiàn)在的華南理工大學。
與其后出身于農(nóng)村的大學生不同，“新三屆”的農(nóng)村生活經(jīng)驗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的結果，知識與個人命運以及一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的聯(lián)系也因此被中斷。當他們回到城市，回到階層流動的正常軌道時，再去觀照底層社會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歲的知青周其仁聽到農(nóng)場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已經(jīng)是1978年春天了。此時，他已經(jīng)在中俄邊界下鄉(xiāng)整整10年。在這里，他學會了割草、狩獵、鋤地，也喜歡發(fā)表高見。閑暇時，就在窩棚里翻讀著父親從上海郵寄來的書刊，如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和《國富論》。
一邊是幾乎自給自足的狩獵和畜牧，一邊是亞當·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經(jīng)濟現(xiàn)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別的一個關鍵”，帶著這樣的沖擊和疑惑，周其二來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系。那段生活，大約是他一直以來倡導真實世界的經(jīng)濟學的開端。
有學者曾撰文稱，改革開放后，77、78級大體扮演了新思想的傳播者、舊秩序的改革者、新體制的維護者三種角色。他們初進大學適逢反思“文革”，在現(xiàn)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間，他們帶著來自底層社會的現(xiàn)實感，吸收各種思潮觀點，對舊關系、舊觀念進行批評乃至反叛。當他們走出大學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與時代同行的改革者，雖然有過輾轉反復，但無論改革還是游離，都與他們青春時代的生活經(jīng)歷密切相關。
他們身上的光環(huán)終將隨著歷史而消退，但個人命運的轉折將始終具有高考制度的標本性意義。時至今日，高考依然是精英與主流社會之間的溝通渠道，未來仍將不可替代。它雖然不是完美無缺，但依然是改變個人命運最有效的途徑。
40 年過去了，這一制度對年輕人的意義從未改變。
